五月底的西安，热得人不想动弹。少平在宿舍里收拾东西，该寄回家的寄回家，该留的留，该扔的扔。四年攒下的东西不多，几本专业书，一沓野外记录本，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他把那件军大衣叠好，塞进编织袋最底下。这件大衣跟了他好多年，从大牙湾到双水村，从双水村到西安，缝过补丁，磨破了肘部，领口泛着油光。他舍不得扔。不是因为它还保暖，是因为它跟着他走过太多路。路走完了，东西不能丢。
马建国从上铺探下头来。“少平，你那个笔友，到底见不见？”
“见。”
“什么时候？”
“七月。”
“七月？”马建国翻了个身，“还有一个多月呢，你急什么。”
少平没说话。他把编织袋扎好口，立到墙角，拍了拍手上的灰。他急。不急就不会提前一个多月开始收拾东西。不急就不会把火车时刻表翻来覆去地看，把郑州地图上的二七塔周围每一条街道都认熟了。他急。但急也没有用。日子要一天一天过，车票要等到那一天才能买，人要到那一天才能见。他坐在床边，从枕头底下把那沓信抽出来，一封一封翻。不是看内容，是看日期。从第一封到最后一封，时间在信封上的邮戳里连成一条线，从西安到郑州，从郑州到西安，半个月一个来回。这条线走了两年了。再走一个多月，就到头了。不是不走了，是不用在纸上来回了。
他把信按日期排好，用橡皮筋扎住，放回枕头底下。
六月中旬，答辩。他站在讲台上，面前摊着论文，底下坐着几位老师。他讲得很慢，怕讲快了漏掉什么。讲完了，老师提问，他答。答完以后，刘老师说了一句“可以了”。他走下讲台，把论文装订本收进书包，出了教学楼。站在台阶上，阳光刺眼。他眯着眼睛，用手搭在额头上。毕业了。不是从大学毕了业，是从一段日子毕了业。这段日子，他在西安，她在郑州，隔着几百里地。以后这段日子结束了。新的日子还没开始。新的日子要从七月十一号开始。他在日历上把那一天圈了出来，每天看一遍。
答辩后第三天，他给田平写了信。不是长信，是短信。他坐在宿舍桌前，铺开信纸，拿起笔。
“田平同志：您好。答辩通过了。毕业了。我买了七月十号的火车票，第二天上午到郑州。二七塔下面等。您别早到，也别晚到。我肯定准时。孙少平。”
写完了，他把信纸折好，塞进信封。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再检查一遍，也没有加一句“注意身体”或者“郑州热不热”。该说的都说过了。剩下的，见了面再说。他把信寄出去以后，开始收拾行李。东西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一本翻旧了的《普通地质学基础》，还有那三本田晓霞的日记。他把日记放在帆布包最底层，用衣服盖住。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带着它们。也许是不放心留在宿舍里。也许是怕自己忘了什么。也许只是习惯了。它们跟着他从大牙湾到双水村，从双水村到西安，从西安到郑州。他走到哪儿，它们跟到哪儿。它们不说话，但它们知道他去过哪里，见过谁，哭过几次。它们是活的，不是纸。
最后几天，他几乎不做什么了。毕业手续办完了，行李打包好了，车票还没买。他每天去操场走一圈，剩下的时间就坐在宿舍里，等着。不是等什么具体的事，是在等那个日子。七月十号。还有好多天。他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过得这么慢过。以前在井下，一个班八个小时，下去上来，一天就过去了。以前在砖厂，从早忙到晚，累得倒头就睡，天亮又是一天。现在什么都不用干了，时间反而走得慢了。慢到他觉得钟表是不是坏了。他把手表凑到耳朵边听，嘀嗒嘀嗒，走得好好的。不是表坏了，是他急了。
离出发还有两天的时候，他收到了田平的信。信封上那行工整的字，他看熟了。他拆开，信纸折了三折，展开来。
“孙少平同志：您好。您说七月十一号到，我记住了。二七塔下面等。这几天郑州热，您穿薄一点。我买了一顶帽子，白色的，怕您认不出来。但我又想，您不看帽子，您看印子。帽子就不戴了。还是看印子。田平。”
他笑了一下。嘴角动了一下，很短。他看着“帽子就不戴了”这句话，觉得她也有点紧张。不是紧张，是那种——怕认错，怕错过，怕对方没看见自己。她买了一顶帽子，想戴，又怕他认不出来。后来想通了，不戴了。她相信他能认出她。不看帽子，不看衣服，不看别的什么。就看那块印子。他知道那块印子在哪里。左眼眶下面，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但他会仔细看。他从来都是仔细看的。看她的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她这个人，一寸一寸地看。
他把信折好，压在枕头底下。和田平以前写的那些放在一起。厚厚一沓，他用手摸了摸，信封边角扎手。他把手缩回来，放在心口上。心跳一下一下，不重。
出发前一天晚上，他没有睡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马建国已经打呼了，赵书林不知道在说谁的梦话，含混不清。刘军翻了个身，床板吱呀一声。他闭着眼，脑子里全是明天的画面。火车，车站，出站口，二七塔，广场，卖冰棍的，照相的，放风筝的，还有她。她站在那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用橡皮筋扎着，左眼眶下面有一块青印子。她看见他，他看见她。然后呢？他不知道。想不出来了。不是想不到，是不敢想了。怕想得太好，到时候落差大；怕想得太差，到时候自己先泄了气。不想了。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墙是白的。他在黑暗里睁着眼，等着天亮。
天亮了。他起来，洗了脸，刷了牙，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子挽到胳膊肘。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脸上那道疤在晨光里反着光，亮亮的。他没有刻意遮掩，也没有刻意露出来。它在那里，在他脸上。她要看就看，她问就说。他不怕她看，也不怕她问。他怕的是她看了以后，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变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许是怜悯，也许是别的。他不想要怜悯。他想要她看他，像他看她一样。不是看疤，是看人。
他背上帆布包，走出宿舍。楼道里空荡荡的，脚步声响得有点空。他下了楼，出了校门，往火车站走。公交车上人不多，他坐在最后一排，把帆布包放在腿上。车晃，他也晃。窗外的街景往后退，楼，树，商店，行人。他看着这些，心里很静。不是安静，是静。像冬天下了大雪，整个世界都被盖住了，什么声音都没有，什么颜色都没有，只有白。他的脑子里也是那样的白。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只有今天。今天是七月十号。今天晚上，他会在火车上。明天上午，他会在二七塔下面。她会来。
公交车到了火车站，他下了车，去买票。排队的人不多，他站在最后面，慢慢地往前挪。轮到他了，他说“一张，郑州，硬座”。售票员打票，收钱，递票。他把票接过去，看了一眼，塞进兜里。出了售票厅，站在广场上，太阳很烈，晒得头皮发疼。他眯着眼睛，看着广场上的人。有人扛着编织袋，有人拎着皮箱，有人抱着孩子。他们都要去很远的地方。他也要去很远的地方。不是路远，是心远。他的心从西安出发，往郑州去了。比火车先走一步。他拦不住它。
他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蹲下来，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馒头，掰开，夹了点咸菜，慢慢吃。馒头是早上在食堂买的，凉了，硬，嚼着费劲。他嚼得很慢，一口一口。吃完了，把馒头渣拢在手心里，一口吃了。喝了口水，把水壶塞回包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往候车室走。
候车室里人多，气味混。他找了一个角落，把帆布包放在脚边，靠着墙，闭着眼。火车是晚上的，还早。他不想动。闭着眼，想着她。她会不会也像他一样，提前一天就开始紧张？会不会也睡不着？会不会也翻来覆去地想，见了面第一句话说什么？他不知道。她没在信里说过。她从来不说不好的事。只说“我回来了”，只说“信收到了”，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