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正月，西安的雪还没化净。少平坐在宿舍桌前，面前摊着一本书，书页翻到第四章，他看了两遍，一个字没进脑子里。窗外的风从楼缝间穿过去，呜呜的，把枯枝吹得打在玻璃上。宿舍里只有他一个人。马建国回绥德过年了，刘军也走了，赵书林腊月二十就跑了。整层楼空了大半，走廊里偶尔传来隔壁宿舍关门的声音，闷闷的，像远处的人叹了口气。
他没回家。成人教育的课拖到了腊月二十八，年后初八就开课，来回折腾一趟，路上就要耗掉三天。他给少安写了信，说寒假不回了，课多，来回太折腾。少安回信只有一行字：“知道了。照顾好自己。”他把信折好放在抽屉里，和那些管理课的讲义放在一起。
除夕那天他一个人过的。食堂关了，他在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两个馒头、一包咸菜、一瓶白酒。回到宿舍，把酒拧开，倒进搪瓷缸子里，喝了一口。辣，烧嗓子。他端着缸子坐在桌前，看着窗外。天黑了，远处偶尔有鞭炮响，闷闷的，像是隔了好几层墙。他把剩下的半个馒头吃了，把酒喝完，躺到床上。枕头底下压着田平的信，他摸出来，没有看，只是摸了摸信封的边角，又塞回去了。
年后开学，辅导员找他们开会。省里搞了试点，给毕业班加开几门课——企业管理、成本核算、市场营销。自愿选修，学完发结业证。少平报了名。第一堂课在阶梯教室，老师姓孟，四十多岁，戴一副黑框眼镜。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公式，转过身说：“你们谁算过砖的成本？”少平坐在第二排，没有举手，但他在心里算了一遍。煤从石圪节拉来，一车多少钱，运费多少，人工多少，烧一窑出多少砖。他以前从没把这些事算成“成本”，只是在心里大概估一估。现在有人告诉他这叫“成本核算”，他就记下来了。每周三晚上上课，他每次都去，从不缺席。马建国去了三次就不去了，刘军去了五次也不去了。只有少平一直坐在第二排，一直记笔记。他学这些，不觉得自己以后会用上。但他觉得学了没坏处。多知道一点，总比少知道一点强。
正月二十那天，他收到少安的信。信封上贴着八分钱的邮票，字迹歪歪扭扭，有的地方涂改了，在旁边重写。他蹲在收发室门口拆开，信纸折了两折，展开来，纸边沾着一点暗褐色的印子，不知道是砖灰还是别的什么。他一个字一个字认。“少平：你嫂子身体好了些，能下地走动了。砖厂今年开春打算扩一窑，钱够。你在西安好好念书，别惦记家里。”他读到这一行，松了口气。又往下读。“杜丽丽她妈说，让以后别去了。我想了想，还是得去。”他读到这里，手指停住了。他看着那行字，看了好几遍。少安没有写原西发生了什么，没有写杜丽丽的母亲说了什么话，没有写他站在门口等了多久。他只写了“让以后别去了”和“还是得去”。少平蹲在台阶上，把信纸放在膝盖上，低着头。风从收发室门口灌进来，冷的，他把领子竖起来。他想起少安。想起他哥蹲在窑口边抽烟的样子，背驼了，手指粗，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砖灰。他哥这一辈子，扛了太多东西。现在又扛了一扇关着的门。他不知道杜丽丽的母亲说了什么。但少安那句“还是得去”，他读懂了。他哥不是不怕被人关在门外。他是觉得，该去。他站起来，把信纸折好，塞回信封里。没有回宿舍，去了操场。操场上没人，他沿着跑道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风从东边吹过来，带着冬天干冷的气息。他走得很慢。回到宿舍，铺开信纸给少安回信。他想了很久，只写了一行字：“哥，信收到了。家里你多操心。少平。”写完了，把信折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他拿着信在手里攥了一会儿，才出门去寄。
双水村。正月十五刚过，砖厂的窑火就重新点起来了。少安蹲在窑口边，老陶头蹲在他旁边，金波从码坯场那边走过来，手里拎着一捆铁丝，在窑口边站了一下。少安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金波也看了他一眼。两个人谁都没说话。金波把铁丝放在地上，蹲下来，拿起火钩子，捅了捅火道。火苗蹿了一下，舔着窑壁，把砖坯的边沿烧得发红。少安侧过身，让出一点位置。金波往前挪了半步，两个人并排蹲着，一人一把火钩子，谁也不说话。风从东拉河那边灌过来，冷，把烟囱里的烟吹歪了。老陶头抽完一锅烟，把烟灰磕在地上，站起来走了。剩下两个人蹲在窑口，还是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金波把火钩子放下，搓了搓手上的灰。“少平没回来？”少安没有抬头，盯着火道里的火苗。“没回来。上课。”金波点了点头。他看着火，火也在看他。火苗在砖坯之间乱窜，有的地方旺，有的地方暗，他把火钩子伸进去拨了一下，火匀了一些。“他那个课，上到啥时候？”金波问。“听他说，上到五六月。”金波把火钩子放在膝盖上，两手搭着，看着远处。远处是东拉河，河面上结着薄冰，水流在冰底下淌着，发出闷闷的声响。“五六月，那还早。”少安“嗯”了一声。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窑火烧着，砖坯在火里慢慢变红，红透了，又慢慢变青。火钩子搁在地上，慢慢凉了。金波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我去码坯了。”少安点了点头，没有抬头。金波的脚步声远了，少安才把火钩子放下，蹲着没动。他看着火，火也在看他。他想起了少平信里写的那些话——“东拉河每年春天都会来水，从山上流下来，把那些裂缝填满。”少平没回来看见河，但河还在那里。水会来的。
傍晚，少安回到家。秀莲坐在院子里，裹着那件旧军大衣，手里拿着那双纳好的鞋垫，翻过来翻过去看。她听见院门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问“回来了”，也没有问“砖厂的火旺不旺”。她低下头又看了看鞋垫，把它叠好，放进柜子里。少安在院子里站了一下，看着她把鞋垫放进去，关上柜门。他走进灶房，蹲下来，点着了灶膛里的火。火光映在他脸上，把皱纹照出来，一条一条。他在灶台边蹲了一会儿，站起来，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进锅里。水声哗啦一下，灶膛里的火苗闪了一下，又稳住了。秀莲从外面走进来，在灶台边站了一下，没有坐下，也没有说话。她弯腰把灶膛里的柴往里捅了捅，火大了一些。然后直起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你吃啥？”少安蹲在灶台边，看着火，没有抬头。“都行。”秀莲没有再问。她从案板底下摸出两颗土豆，放在盆里，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响。土豆上的泥被水冲掉，露出淡黄的皮。她低着头，用指甲抠掉土豆上的芽眼，抠得很仔细，一个一个抠干净。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的侧脸照得发红。少安看着她，没有移开目光。秀莲没有抬头。她抠完土豆，放在案板上，拿起刀，慢慢切。刀不快，她切得慢，一片一片，厚薄不匀。少安站起来，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刀。“我来切。”他低头切土豆，刀刃碰着案板，笃笃笃。秀莲站在旁边，手垂在身侧，没有走开。水开了，锅盖被顶得一跳一跳，白汽从锅沿冒出来，模糊了两个人的脸。少安把土豆片推进锅里，水沸了一下，沉下去，又浮起来。他把锅盖盖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秀莲站在灶台边，没有说话。她伸手把灶膛里的柴往里推了推，火稳稳地烧着。两个人站在灶台边，谁也不说话。锅里咕嘟咕嘟响，白汽漫了一屋子。窗外的天黑了，院子里的石榴树在风里晃，影子投在窗玻璃上，一摇一摇的。
北京。兰香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站在楼门口，把手套摘了，手指冻得发僵。她攥了攥拳头，等血液慢慢回过来，才往宿舍走。路过传达室，大爷探出头来喊她：“孙兰香，有你一封信。”她接过来，是少安的字迹。她站在灯下拆开，信纸折了两折，展开来，字歪歪扭扭。“兰香：你嫂子身体好多了，能下地走了。你在北京照顾好自己，别省钱。哥。”信很短，不到五十个字。兰香把信看了一遍，折好，塞进口袋里。她站在传达室门口，风吹过来，冷的，她把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