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取得第一笔政治资本
宦海沉浮，总是免不了升升贬贬，起起伏伏。而民国官场上的钻营和进退，并不全然与个人的能力和抱负联系在一起，更多的是关联了个人的裙带关系和厚黑经验。这千年以来岿然不变的潜规则，也是普世大众命运痛苦的根源。
厚黑术是封建时代仕途中人的官场宝典。官场难免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受辱而不心灰，受挫而不丧志，是厚也；官场难免遇到需要较量心智的时候，被砸而不变色，被捧而不飘然，是黑也。只有将厚黑之法水乳交融，方能在官场所向披靡，步步高升。这种厚黑术也是毛人凤在官场混了十几年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他秉持这样的经验，将为民谋福的信念抛在脑后，只顾自己仕途的一路通畅。
1935 年初夏，毛人凤接到调令，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任股长，佩少校军衔。这枚金光闪闪的少校军衔让他激动不已。当初在小地方熬了五六年，却远远比不过这几个月带给他的荣耀之大。他的心中腾腾燃起宏伟的希望，他仿佛看到蒋介石正亲切地同他对面交谈，甚至把他视为最信任的亲信那样打他骂他，用马鞭在他身上抽下道道伤痕……
武汉的夏天闷热难耐，树干上的知了反复地聒噪着，更让人心里烦闷。在这个炎炎的火炉里，大多数人想的都是寻一片清凉的树荫，吃几片冰凉的井水镇过的西瓜，躺在躺椅上，摇着蒲扇，一动不动地熬过最热的季节。但是对于毛人凤说，他内心的狂热比户外的烈日更盛，他要默默忍耐，承受压力，积蓄着自己的政治资本。
复兴社在各地的分社与特务处在各地的分站，全都是分灶埋锅的，而且明里暗里的关系也不一样。明里看，分社书记长的名头和级别要比特务站长高；暗里，书记长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特务站的监督，特务站的事却不能过问，有时甚至连特务站机关设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是因为特务活动在工作性质上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和隐秘性。即使是在南京复兴社总部，复兴社的其他部门和特务处也是分开的。特务机关单独偏居在鸡鹅巷 53 号，是有它独特的需要和考虑。
而毛人凤前往的武汉行营，也是相同模式的配置。武汉行营跟“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是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表面上由“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兼行营主任。而毛人凤所在的第三科同时也挂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武汉站的牌子。实际上由特务处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负责，直接领导着担任三科科长的陈郡年。
周伟龙过去是唐生智的手下，被戴笠直接策反过来，成为了特务处的一员猛将。他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宁汉分裂时，他在唐生智部下当宪兵营营长。当戴笠还在跑单帮的时候，曾潜入唐生智的队伍，想要离间官兵，没想到很快被察觉，通缉他的头像也挂满大街小巷。戴笠没有束手就擒，而是“自投罗网”，主动找到周伟龙，用黄埔手足、师生之谊劝说他“弃暗投明”，结果周伟龙丢下宪兵营长的官帽，随戴笠一起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从此戴笠和周伟龙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周伟龙也就成了戴笠最早成立的“十人团”中的成员。
毛人凤知道周伟龙的底细，周伟龙也从戴笠那里知道了毛人凤和戴笠之间的交情。于是毛人凤刚到，周伟龙便替他举行了一个接风的酒宴，同他抵足密谈。
周伟龙见毛人凤总是微微笑着不多话，便主动谈起当初戴笠和自己谈话的情况：“那一次戴先生乔装闯入我的书房，对我说了一番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先总统孙先生领导辛亥革命以来，群雄并起，军阀林立，国无宁日。民心所向皆是天下统一。蒋校长继承孙先生遗志，决心铲除列强，统一中国，顺乎天理人情民心，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你我都是校长门生，本就应该团结起来，助校长完成大业。不能形如散沙，心似乱箭，找不到归属的方向啊。’这些年来，我一直铭记着为校长办事，为戴先生办事，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毛人凤说：“周站长是武汉站的实际负责人，我也对周站长向来十分敬佩。我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勤勤恳恳地做出一些成绩，不让周站长和戴处长失望。”
周伟龙呵呵一笑说：“现在像毛先生这样谦虚的人不多见了。其实我除了对张学良那几个大官略有敬畏之外，其他一般人我并不放在眼里，更不可能亲自为新来的一个股长接风。只是因为戴先生让我要好好提拔你，我才想看看戴先生器重的是什么样的人物。今日一见，果然戴先生眼力不俗。只有毛先生这样隐而不发，内藏不露的人，才是真正的池中龙凤，一有机会必然会一飞冲天。”
毛人凤连连谦让道：“周站长过奖了，您叫我齐五就可以了。我初来乍到，本地很多规矩都不知道，还请周站长指点一二。”
周伟龙说：“武汉这里吃特务饭的同行们远不止我们军统一家。我们第三科自然隶属于军统，第二科里有张学良把持的情报机构。此外还有政训处，是蒋委员长直接安插的耳目，因此工作不好做呀。齐五兄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被卷入无谓的斗争中。”
毛人凤点点头，心底不由得窃喜。他深知越是乱世，越能够从中浑水摸鱼，得到更大的好处。
一开始工作，毛人凤就发觉各个部门的不和。办公厅中各科室的人各为其主，互不沟通。平时言语中间也是互相刻薄，甚至上升到用武力解决，常常闹得拉破脸皮，形同陌路。
第三科的人仗着有戴笠撑腰，更是气势蛮横，恶毒悍狠，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政训处的正、副处长的贺衷寒和袁守谦，仗着黄埔一期生的牌子，并不把戴笠放在眼里。他们更因为特务处处长的位子被戴笠夺去，跟他势不两立。毛人凤不想自己在里头变成牺牲品，所以便处处忍让。
政训处的人原本就绷着劲儿想跟第三科斗，但是他们却发现自己怒气冲冲的拳头总是砸在软绵绵的海绵上，使不上劲。他们每次对第三科第一股的人冷嘲热讽时，对方都笑眯眯地听完，恭敬客气地低头称是，绝不还嘴。如果克扣了第一股的文件或福利，第一股的人也都是态度温良恭顺地来讨要，有时不重要的东西干脆拱手送给他们。
此外，之前各科室的人都是各自为政的，重要情报都相互隐瞒。但是现在，第一股的人却时常主动找政训处合作，文件共享，推崇“合作”。这让政训处怒气冲天的仇恨慢慢也平息下来了。他们打听到第一股换了毛人凤这个股长之后，不由得也都称赞起他的修养来。
第一股的科员有时也会感到不平，为什么政训处对自己像大爷一样呼来喝去的，自己还要装小忍让？明明在地位上是平级的，何必要自己做奴才，让对方做老爷？
毛人凤就劝导他们说：“诸位也都是自幼受儒学熏陶的人，大丈夫之气还是有的。孟子说：‘侍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吾何畏彼哉！’可见，只要内里的主心骨坚决不倒，面上的聪明就不能外露，要韬光养晦。你敬人一尺，人就让你一丈。既然咱们都是为党国效劳，还非要弄个鱼死网破吗？我们应当有儒将的风范，胸怀大志，腹有良谋，包藏宇宙，吞吐天地之志。怎能这般小家子气呢？”
听到这样的话，大家原本埋怨毛人凤的情绪也散去许多，第一股的人对他也是更加尊敬。毛人凤此时最想做的就是打入第二科，使出他的“忍”功收买人心。
武汉行营第二科的科长叫陈昶新，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到日本的炮兵学校镀过“金”。在武汉行营中流行一种说法：三科的陈郡年是蒋委员长的“耳朵”；二科陈昶新是张学良的“耳朵”，但这两只“耳朵”老是打架。陈郡年上举“中央”的牌照，下靠周伟龙撑腰，总想把陈昶新比下去，而陈昶新自恃是张学良的得意门生（张曾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奉将门第（其兄陈再新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