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对父亲一九九六年的经历几乎没有记忆。
他出生时，沈国梁已经离开线路安装行业，在城北经营一家电器维修铺。后来铺子亏损，父亲给商场修过几年设备。沈砚上初中那年，他因病去世。家里留下的只有工具、欠款和几本没有人愿意收的旧技术手册。
母亲从没提过聚宝斋。
沈砚没有在保护中心打电话追问。他先确认工单真实性。通信档案室调出同批次另外六张工单，纸张、编号、审核章与沈国梁那张连续。施工队名册也有他的名字：临江邮电工程服务队，临时线路员，入职四个月。
名册附着一份工伤登记。三月二十一日，沈国梁在南城检修架空线时从梯子上滑落，左腕软组织受伤，休息七天。聚宝斋后仓电话的装机日期在受伤前，十二月维修答录机时，他已经离开工程队，以个体维修名义接活。
档案把两次到店分成了不同身份：第一次是正常施工，第二次则来自与周德昌的私人联系。
魏九龄记不起他。
“装电话的人进进出出，我不会问名字。”老人说，“如果他只是干活，周德昌也没理由把他介绍给我。”
沈砚把“父亲经手装机”与“父亲参与接收”分开记录。工单只能证明他在三月十六日到过后仓，纸卷补写却发生在十二月前后，中间隔了九个月。
第二天上午，他回到母亲租住的老小区。
沈母刚做完复查，药袋按早晚分开放在餐桌上。沈砚先看了复查单，确认指标没有突然变化，才把装机工单复制件推过去。
他没有提铜镜和伪签，只说在查父亲以前修过的一条电话线。母亲身体不适合承担一整套猜测，事实查到哪一步，便只问到哪一步。
“爸在邮电工程队干过？”
母亲戴上老花镜，看见沈国梁三个字，没有马上回答。
“干过半年不到。”她说，“那时候不是正式工，哪里缺人往哪里跑。后来手腕让梯子砸伤，拿了点补偿，就回去修电器。”
沈国梁性子慢，不善应酬，维修却很细。别人换掉的旧零件，他会在袋上写明拆自哪台机器、故障是什么。工具箱里每个格子都有标签，这也是沈母多年没有清理它的原因——看上去像主人随时会回来继续干活。
“他去过聚宝斋吗？”
“南城那个古玩店？”
这句反问说明她知道。
沈母把工单放回桌上。父亲年轻时喜欢照相，认识聚宝斋老板周德昌。店里的录音机、电话答录器坏了，也会找他修。沈砚出生后，沈国梁很少再去古玩街，只留下一个上锁的铁皮工具箱。
“他不让我动那个箱子。”母亲说，“你爸走后，我怕里面电容漏液，把电池都拆了。其他东西没扔。”
工具箱放在床下最深处。蓝漆起了大片锈泡，铜锁早已坏掉。沈砚戴上手套，把开箱过程录下来。里面没有古董，只有万用表、测线器、焊锡卷、螺丝刀和几本折角严重的维修手册。
他先制作物品清单，没有为了寻找“关键线索”把所有纸张倒在地上。两支表笔已经硬化，一盒电阻按色环分格摆放，旧工作证夹在透明袋内。工作证照片上的父亲比沈砚现在大不了几岁，胸前别着临时工号三一七。
施工队工单的现场经手栏旁，也能看见淡淡的“三一七”。姓名和工号互相对应。
一台灰色线路测试器背后贴着白胶布。
胶布上写着：9716，聚宝斋，后三，复式机。
9716正是后仓电话号码的末四位。
测试器旁边有一只塑料袋，装着三枚玻璃保险管和一张手写故障单。日期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比纸卷上模糊的“十二月”只早几天。
故障内容不是线路中断。
“答录机自动停带，港城留言无法保存。”
维修结果一栏写着：更换皮带，清洁磁头，旧带交周老板。
答录机型号写得很完整。声达电器行旧销售账虽未保存，工商注销材料中仍有代理产品目录，确认该机使用微型磁带，每盒可录三十分钟。更换下来的旧带若被周德昌留下，很可能记录过港城来电，也可能只是一段机器故障造成的空白。
沈砚询问旧带是否还在家里。母亲摇头。沈国梁从不把客户的录音带带回来，但他习惯在维修手册上记零件型号。
第三本手册的封底夹着一张收据。
抬头是已经停业多年的“临江声达电器行”，购买物品为微型录音带两盒。购买日期十二月五日，付款人签着周德昌。
“爸后来还去过那家店吗？”
“去过。”母亲把手伸进箱盖内衬，摸出一把扁平黄铜钥匙，“有一晚回来得很迟，外套全是显影液味道。他说替朋友拍几张旧东西，别让光照坏了。”
钥匙上拴着一块铝牌。
牌面刻着三个字：明光社。
背面是数字三。
沈砚没有裸手碰钥匙，只让它落在干净托盘里。父亲的旧物第一次与第十二件靠得如此近，他反而不急着用能力。
线路工单、故障单、录音带收据都能由外部档案核验。先把这些走完，比看见一段无法解释的旧影更重要。
临走前，母亲叫住他。
“你爸出事前，也问过我这把钥匙在哪。”
沈砚回头。
“那不是九六年的事。”她说，“是他去世前一个星期。”
沈母记得那天父亲把工具箱翻空，反复问一把带铝牌的钥匙。她嫌钥匙生锈，曾移到厨房抽屉，后来又放回箱盖夹层。沈国梁找到后没有带走，只用纸拓下钥匙齿形。
那张拓纸不在箱内。
“他去世前还见过周德昌吗？”沈砚问。
母亲想了很久：“有人来维修铺找他，开一辆黑车。我没看清人。你爸回来以后，说聚宝斋那笔旧账还没完。”
几天后，沈国梁突发心梗住院，再也没有回到维修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