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临川入狱前，托律师把那枚婚戒还给了我。
戒指和我送出去时一样，没有划痕。
只是上面那句“至死不渝”，忽然显得格外荒唐。
我没有留下。
我让唐映真帮我把戒指送去拍卖。
拍卖所得，全部捐给春熙剧场成立的“新芽艺术基金”。
基金第一个资助对象，是一个叫陈小满的女孩。
她十六岁，来自澜江郊区，父亲常年酗酒，母亲靠摆摊养家。
她喜欢跳舞，却没有上过一天正式舞蹈课。
苏荔是在社区公益课上发现她的。
她说，小满的动作不够规范，却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我第一次见陈小满时，她紧张得不敢抬头。
我问她：“想学舞吗？”
她小声说：“想。”
“为什么？”
她想了很久。
“因为跳舞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能飞。”
我笑了。
“那就去飞。”
春熙剧场为她提供课程、服装和住宿。
没有采访，没有宣传，也没有人要求她把伤口扒开给别人看。
她只是安安静静地练舞。
三个月后，顾临川在狱中提出上诉。
理由是他认为自己“主观恶性不大”，并称我是因为报复婚礼事件，才恶意夸大他的罪行。
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正在开会。
唐映真气得差点摔文件。
我却很平静。
“让他上诉。”
“你不担心？”
“我为什么要担心？”
我翻开面前的项目书。
“证据不会因为他后悔，就消失。”
“法律更不会因为他曾经是我未婚夫，就替他网开一面。”
二审开庭当天，我没有去。
我在春熙剧场看陈小满的第一次内部汇报。
她跳得并不完美。
转圈时差点摔倒，落地也有些不稳。
可音乐最后一个音落下时，她稳稳站住了。
台下只有我、苏荔和几名老师。
我们一起鼓掌。
陈小满先是一愣，随后红着脸笑起来。
那天傍晚，唐映真给我打电话。
顾临川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
她问：“要不要告诉你一个附带消息？”
“什么？”
“他在法庭上最后陈述时，说他很后悔。”
我站在舞台下，望着陈小满和其他孩子收拾东西。
“那是他的事。”
唐映真沉默片刻，笑了。
“也是。”
我挂断电话。
剧场的灯一盏盏熄灭。
可我的路，才刚刚亮起来。
一年后，春熙剧场成了澜江市最受欢迎的青年艺术空间。
旧剧场没有被改造成商业综合体，也没有被包装成昂贵的打卡地。
它仍然有斑驳的红砖墙，有会漏风的侧门，有冬天暖气不足的后台。
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
有人跳舞，有人唱歌，有人演戏，有人只是坐在最后一排，安静看完一场演出。
苏荔成了驻场舞团的艺术总监。
陈小满拿到了省级青少年舞蹈比赛的金奖。
而我，开始筹备第二座剧场。
地址选在澜城最老的纺织厂区。
那里曾经是外公年轻时工作的地方。
项目启动仪式那天，媒体问我：“沈小姐，您现在还相信爱情吗？”
我拿着话筒，短暂地想起顾临川。
想起我们初见时，他在大学心理社团的讲座上，温和地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
想起他追我时，在雨里等了三个小时，只为了送我一张喜欢的黑胶唱片。
也想起他后来一次次说“你要理解”，一次次把我推到最后。
我看向镜头。
“我相信。”
“但我现在更相信自己。”
“爱情不是谁离不开谁，不是谁拯救谁。”
“更不是一个人不断牺牲，另一个人理所当然地接受。”
“真正的爱，是并肩。”
“如果不能并肩，那我一个人，也能走得很好。”
台下响起掌声。
仪式结束后，我在厂区门口见到了许星眠。
她瘦了些，剪短了头发，穿着普通的牛仔裤和白衬衫。
她已经离开治疗机构，接受社区监管和公益服务。
她没有再跳舞。
至少暂时没有。
“我只是路过。”她说。
我点点头。
“那就路过。”
她沉默了一会儿。
“顾临川让我给你带一句话。”
“你可以不带。”
她苦笑。
“我没带。”
我看着她。
“很好。”
许星眠抬起头，眼神比从前清明许多。
“沈晚棠，我以前一直觉得，你赢是因为你有钱，有家人，有剧院。”
“现在我知道了。”
“你赢，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把自己交给别人决定。”
我没有回答。
她朝我鞠了一躬，转身走进人群。
这一次，她没有回头。
我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