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走出《杨澜访谈录》演播室的主持人杨澜，瞬间就恢复了她彼时的身份——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从组织“三个半”人的《杨澜工作室》，到拥有“七八条枪”的《杨澜访谈录》，再到管理跨越香港、北京、上海三地制作中心的几百人马，杨澜作为商业公司管理者，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做好生意，而是十足电视人的创意——立足国际大视角，在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沃土上，凭借阳光卫视的媒介平台，制作出优质的人文历史原创节目。
杨澜与有着同样CCTV背景，有着同样的原创精神，也有着同样人文理想的陈汉元迅速达成了共识：以创设一家电视台的方式展开创业的蓝图。于是，阳光文化除了在北京、上海、香港分设节目中心之外，又在香港柴湾工业园区内建起了3000平方米的演播中心，雇用近200名香港员工负责节目后期的包装和推介。如此的规模和布局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吴征非常吃惊，面对妻子燃烧的创业激情，他第一次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么“烧钱”可怎么得了。
毕业后就进入央视工作的杨澜，早已习惯了国家级电视台的宏大气势和完备机构：演播厅、转播室、制作部、设备和人员，这是杨澜对一个电视台的基本认识。在杨澜看来，一个播出平台必须具备了这些，才能算合格的电视台，虽然在前期设备和人力成本上投入了巨大资金成本，但基于对文化理想的极度热爱，使得杨澜坚信前方的道路是乐观的。
2000年，阳光卫视诞生之初，刚从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毕业的北京女孩君达，来到北京节目制作中心担任《百年婚恋》的编导。君达很快被这里的人吸引，在她眼里，他们是极具理想主义的创造者：不只是思考如何将节目做得好看，更倾向于开发一种前所未有过的纪录片形态，而且这种全新形态的纪录片又必须具有极高的历史沉淀，即便若干年后从头再看，依然能领略到超越时代的光芒。他们又是极具“野心”的记录者：所制作的纪录片不仅要记录官方的历史，还要记录草根的历史，既客观真实，又感人至深；既具有本土风格，又要具备国际思维。
君达所参与的纪录片《百年婚恋》是一部系列作品，通过一代名人的婚事情史，回望一百年历史的沧桑变迁。这部长达9集的纪录片耗时近两年，首先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挖掘素材，经过一轮轮策划会的精心打磨、提炼主题，然后经过编导和摄像的实地拍摄和后期创作，最后才会形成成品节目。作为这部大型纪录片的总导演和总策划，陈汉元将对人的关怀和对历史的解读深度结合，率领着整个团队将每一集节目都打造成了具有经典质地的精品。
除了原创之外，外购节目也是阳光卫视的节目来源之一，如购买美国A&E公司及Discovery等国际多家专题节目供应商的片源，进行后期加工后再播出。正是因为这个机缘，2001年9月，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科技英语专业的东北小伙毕崑应聘到上海永嘉路387号上班，负责翻译制作外购节目《人物志》。因为具有在北京节目公司工作的丰富经验，毕崑对于自己的工作充满了自信，但这一份新工作还是让他有点出乎意料，他们的加工标准是如此之高：英文版本的节目经过“汉化”（将英文翻译成中文）后，对每一句中文都要仔细修正，以达到“信、达、雅”的标准，在叠加中文字幕时对于位置也有明确的规定，有了美观的字幕之后，还要花钱聘请专业配音人士声情并茂地配音，配了声音还没结束，根据片子的内容板块，还要加上主持人的串场，内容制作完毕之后节目最后拿到香港制作中心再做包装。经过环环相扣的细致流程，A&E的《人物志》才得以在阳光卫视闪亮登场。
坚守高端标准与完美质地，是杨澜对于节目质量线的苛求，也是骨子里追求卓越职业理想的信念使然。每年由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公布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从大学时代起就吸引了杨澜的关注，那些既有着好的故事，又有着好的语言的作品被杨澜视作很棒的精读文本。入读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每次路过新闻学院的入口处，在普利策半身青铜雕像前，她常常放慢脚步。作为哥大新闻学院创始人的普利策将媒体人比作“社会守望者”，所创设的普利策奖代表着美国媒体界的顶尖成就，也被全球媒体从业人员誉为新闻界的“奥斯卡”，他将一份探询真相和追求卓越的执着留在了哥伦比亚大学，每年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成为教授们向学生推及的专业案例，来自母校的专业训练也更加强化了杨澜追求完美的一面。无论是对阳光卫视的原创节目，还是外购节目，她都坚持着一贯的精致路线，而对于亲自打造的《杨澜访谈录》更是精益求精。
杨澜的精益求精对于节目的编导们来说却不是件美妙的事。2001年7月，刚刚进入《杨澜访谈录》的金嘉楠从助理编导做起，任务就是协助正式编导收集嘉宾资料。对于收集资料的量，节目组有着明确的规定，就是至少提供50页A4纸的信息，量够了，质也绝对不可以放松，若中间有重复的信息是不算在其中的。50页的信息包括采访嘉宾之前的专访、新闻报道、书籍、作品等等，简直是对嘉宾的“一网打尽”，但这些收集齐整的信息往往被杨澜评价为“内容泛泛，没有亮点”。
学会寻找和发现人物亮点的过程，是助理导演金嘉楠成长为正式导演的过程，也是她被杨澜的价值观“洗脑”的过程，那就是要学会对一个人的还原。人都不是完美的，还原不是简单赞美式的描述和概括，而是带着独特的人生感悟，去解读嘉宾的内心成长。为了发现杨澜所说的这个亮点，用心的金嘉楠不再刻板地收集50页资料，而是注意在50页的死文字中发现活的细节，连蛛丝马迹也不放过。为了准备2002年4月对台湾音乐人李宗盛的访问，金嘉楠几乎收集齐了两岸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并同时在百度、谷歌上面持续搜索，临近搜索终结点的时候，她忽然在一篇私人博客上发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为了帮助歌手娃娃出专辑，作为音乐制作人的李宗盛把自己的奔驰车给卖了。于是她将这个细节提供给了杨澜。当杨澜拿这个问题询问李宗盛时，他感到很是诧异：“嘿嘿，你怎么连这个也知道？”一个动人的小细节却勾起了李宗盛的一番大感慨：“因为我很疼爱我的歌手，我觉得我们俩是在一条船上。我认为歌手的未来就是我的未来，我如果能够做成了，这个男生，作为一名歌手，他的生命就可以改观。只要我做对一件事情，只要我写对一首好的歌。”一场面对面的谈话交流，正是有了这样平实又真切的细节参与，才有了谈话节目的情感亮点。
在《杨澜访谈录》的成长之路上，对“串场”的讲究是很有说头的。早在凤凰卫视《杨澜工作室》期间，两个人面对面的干聊在港人看来是很无趣的，为了加快谈话节目的节奏，也为了增加节目的好看度，杨澜和她的团队在“串场”上下了一番功夫，或是增加主持人的出镜，或是插播外拍小片，戏剧性的故事和具有冲突感的细节就好像是调味剂，被撒进稍显乏味的清谈之中。如此的方式被《杨澜访谈录》继续延用，并不断以新的内容构成串场，使得串场所承担的功能也日益重要。若将谈话的行进比喻成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串场就好似一面突起在河面上的大坝，在这幅浪花激荡的人生断面上，呈现出的是有机叠加的时代背景，抽象升华的人生感悟，牵动人心的戏剧冲突，越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串场”，嘉宾的心路历程才会被一场谈话节目描摹得立体深刻而又生动好看。串场在一档谈话节目中通常由“主持人亮相”或“旁白”组成，表面上看只有数百字，但对于欠缺生活阅历或者深度思考力的年轻编导来说，称得上是一根可以压死骆驼的稻草，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具备杨澜对人物的快速分析和提炼能力。
如果说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