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弥漫着84消毒液的味道，一个名为SARS的冠状病毒自2002年冬季起到2003年春季肆虐全球。因为每天多达90～100的新增病例，北京启动了一级疫情防控措施。为制止SARS的传播，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五一长假。面对这个来历不明的变异病毒，5月至6月春夏之交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仓皇时期。
2003年6月2日，在一架由上海飞往德国汉莎的国际航班上，乘坐着《杨澜访谈录》的一班人马。为了应对这次特殊时期的境外采访，制片人郝亚兰专门携带了口罩和手套等消毒用品。与有过多次出国经历的郝亚兰不同，这次北欧瑞典之行是摄影师韩治学的首次境外之旅。听到郝老师告知他这次到达转机地点德国汉莎要经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韩治学才知道除了长途火车，还有长途飞机之说，但在短暂的好奇过后，陡然袭来的是一阵恐惧感：这么长的飞行，如果中途飞机没有油了，怎么办呢？
夹杂着恐惧和亢奋的复杂感觉，韩治学与同事们抵达了德国汉莎机场。在头等舱就座的杨澜特意来到同一处候机厅会合。原来这次采访源于瑞典一家知名企业家杂志邀请杨澜前往斯德哥尔摩与瑞典工业部长进行一次专访，此时的《杨澜访谈录》因SARS肆虐正无法自由采访，杨澜决定带着节目组出行，顺便完成一系列对瑞典创意工业领域的人物访。
仿佛一个电视画面的倏然切换，人物活动的场景从东亚变幻到了西欧。就在这个短暂的转机空隙，杨澜的神态似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杨澜访谈录》团队成员们眼睛里，来到国外的杨澜有着国内少见的放松，甚至带有些许小女生的可爱。在讲到采访瑞典政要的注意事项时，杨澜善意地提醒摄影师们一定要注意穿得正式一些，起码是带领子的衬衣，否则邋遢的外观看起来有点像“我们是害虫”来袭。看着眼前和大家打趣的杨澜，郝亚兰不禁有些微微的心酸。担任《杨澜访谈录》制片人一年多来，虽然对于阳光卫视的经营没有具体的了解，但她如何不知道老板杨澜此时内心的困顿？尽管杨澜从不对外人诉苦，也从不抱怨遇到的不公平，但每当看着杨澜一手拿着合同与人交涉，一手还要修改节目文稿，郝亚兰总会适时劝说她，“慢一点，有时候慢一点，事情反而会更好”。面对着杨澜“一心两用”，甚至是“一心多用”的紧张与忙碌，作为制片人的她尽最大力量做好做细节目组的管理事务。在郝亚兰的管理理念中，最大的核心点就是“一切以杨澜为中心”，从制片、编导、技术全力围绕这一个中心运转。她做出严格的规定：在采访现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除非嘉宾特别发出邀请，工作人员不得主动提出与嘉宾合影；为了给嘉宾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还专门购置了专业的图片打印仪器，在杨澜采访前由摄影师先行为两人合影，然后由专人利用访谈时间进行打印制作，访问刚刚结束，嘉宾就可以拿到新鲜出炉的与杨澜合影的纪念照片。配合着杨澜精益求精的职业追求，制片人郝亚兰精心打造着一个个细节，逐渐将一个崭新的团队引领上配合默契、高效职业的道路。
从德国汉莎转机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已是当地晚上12点。与国内那种笼罩在“非典”阴云下的恐慌截然不同，此时的瑞典风平浪静。早在出行前，导演毕崑还担心，国内的“非典”肆虐会不会让他们在瑞典遇到什么麻烦。然而，当到达瑞典后，却发现这里一切正常，没有对入境的他们进行什么特别的检查。6月3日，《杨澜访谈录》如约来到瑞典外交部，采访外交部长安娜·林德。当采访车驶入瑞典外交部阿尔博蒂娜宫之后，毕崑感到惊异的是，宫门口竟然没有卫兵站岗，甚至连保安也没有。要知道，在国内所有国家部委机关大楼都是由武警把守，没有证件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出入；而瑞典的外交部就和普通写字楼一样，各色人等走进走出，私家车随便停放，把宫门口围了个满满当当。
安娜·林德准时走进采访间，白衬衫，深蓝色西装，一头金黄色的齐耳短发，显示着这位女外长的干练，尤其是她手腕上的水晶手镯，一闪一闪的光华，使外长于干练风姿外又流露出中年女性特有的柔美韵致。北欧是全世界女性参政比例最高的区域，瑞典议员中40%是女性，在任的22位内阁部长当中，有10位是女性，其中最具人气的就是安娜·林德。
宾主简短寒暄之后，便迅速进入了采访状态。采访中，杨澜问安娜·林德，在最初接受外交部长任命时是否犹豫过，林德坦承自己的确是犹豫过，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因为处理国际事务对她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于是她欣然受命。那时的她还没意识到作为外长将会面临这么大的挑战。
一个世纪以来，瑞典以中立、不结盟的国策避开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荼毒，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富裕、安定的国家。但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特别是欧盟的影响，一向独善其身的瑞典也必须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在这方面，安娜·林德是最主要的推动者。这位以平民性和坚持原则著称的女政治家，此时正在积极推动瑞典加入欧元体系。当杨澜问到“是否担心因积极推动加入欧元体系而造成个人政治资本损失”时，这位女政治家毫不含糊地回答：“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从不会因为个人得失而改变。”看来她对最后的结果充满期待。
20分钟的访谈一气呵成，两个女人都表现得干脆利落，访谈的角度、深度也都非常到位，如此高质量的访问让始终站在监视器旁的郝亚兰大为感叹。这样的感叹伴随着她出现在《杨澜访谈录》现场已有多次，但每次总能生发出更加强烈的感慨。在同为女人的她看来，杨澜并不漂亮，而是属于美丽，一种从内到外的女性的大美，这种质地的美丽不炫目夺人，却有着非凡强大的气场，这使她想起2002年5月间的日本之行。当《杨澜访谈录》来到东京歌剧院，即将采访指挥家小泽征尔之前，小泽征尔的助理走过来告诉郝亚兰，在采访开始15分钟后，小泽征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要打，到时候一定要停下来，让他打这个电话。采访开始了，杨澜的精彩提问让小泽征尔打开了话匣子，当15分钟过后，小泽征尔的助理在摄影机后用手势提醒杨澜，要暂停采访时，杨澜向小泽征尔问道：“您现在有个电话需要打，要不要停下来？”谁知，小泽征尔用手一挥，说道：“不用管他们，请您继续提问，我们继续谈。”就这样，小泽征尔与杨澜的交谈完整持续了下去，采访结果让小泽征尔非常满意，他还主动帮助《杨澜访谈录》引荐了多位日本重要嘉宾。
6月的北欧，正是最佳的旅游季节。斯德哥尔摩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城市，三面临湖，一面与波罗的海相连，碧水蓝天，阳光和煦，带给人们惬意的享受。就在6月5日杨澜访问红遍欧洲的ABBA乐队成员比约恩的时候，窗外传来了一阵阵鸣笛声，巨大的噪音致使采访被迫中断。原来，窗外的斯德哥尔摩正在举行最有名的“成人礼”。对于很多高中生来说，这一年的6月具有非凡的意义。18岁的他们从此步入成人期。学生们乘坐高大的敞篷卡车，在闹市转悠，个个兴高采烈，高喊着“自由！自由！”之类的口号，司机则鸣笛与他们呼应。他国的美景和他人的快乐对于来自中国的《杨澜访谈录》团队来说，虽然生动逼真，却无法令他们产生共鸣，来自国内关于“非典”的信息并不令人乐观，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限制中国往访团组，但令人欣慰的是，进入6月中旬以来，“非典”感染人数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
为了让大家开心一些，在采访间隙，杨澜不仅带领他们去参观了当地多处人文景观，还接受了当地一位华人的邀请，去他的庄园做客。为了感谢主人的美意，郝亚兰发挥川妹子的优势，跑到当地销售中餐配料的超市，购买了辣椒、鸡肉等，为大家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