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的一天，在哲学家周国平日常用来伏案写作的桌子上，出现了一份来自《杨澜访谈录》节目组的邀请函：
尊敬的周国平先生：
时光荏苒，电视栏目《杨澜访谈录》在大家的陪伴下已经走过了六年。其间您和三百位嘉宾接受了我的采访，并与数千万热心观众一起分享了思想飞翔的愉悦。谢谢您给予我们这样的机会！
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还来不及记住就已经忘记。六年并不长，我们的生活大多还在原来的轨道上忙碌着：赚钱，拿奖，实现理想。时间还是不怎么够用，家人还是偶尔会埋怨，压力从来就不曾消失过，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总有一件事想做却还没有做。六年也不短，多少个重大抉择关口的彷徨无助；多少次精神困境中的凤凰涅槃；多少次触动心灵的温暖感动。回头一看又不禁感叹：总有一些事也没有必要逼着自己做。做与不做之间，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我始终认为，真价值不会被时间所腐蚀。也许面对未来才是看清现在的可靠办法。
因此，作为一个采访者的我，要替100年以后的人们再问您一个问题：“一百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您的回答可以侧重您专长的职业领域，也可以选择近来关心的社会话题，还可以是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只要这是您心目中向2107年的人们描述2007年的中国最形象的语言。您和其他嘉宾的文章将见诸媒体，并会封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相约百年后开启，成为2007中国的译码器。
我希望这是一篇写给未来、触动大众的文章；我也希望这是一篇思考自我、坦率真诚的文章。
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的邀请。敬请回复。
祝：好！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百度总裁李彦宏、作家海岩、导演陆川等《杨澜访谈录》曾经的嘉宾，都收到了这封署名“杨澜”的信函。在这封信的末尾，还有几行注释，要求嘉宾们将回答整理成一篇300～500字左右的文章，一律用“有趣的是”开头，并在15天之内将文章、近照以及亲笔签名通过电子邮件发还给节目组。
几天后，周国平交出了这样一份答卷：
有趣的是，你们会想象不出，这是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我朝四周看，看见人人都在忙碌，脸上挂着疲惫、贪婪或无奈，眼中没有兴趣的光芒。我看见老人们一脸天真，聚集在公园里做儿童操和跳集体舞，孩子们却满脸沧桑……我看见许多有趣的事物正在毁灭，许多无趣的现象正在蔓延。我不得不说，我生活在一个多么无趣的时代。
不过，我相信，对于一百年后的你们来说，凡此种种已变得不可想象。在你们的时代，孩子们会有快乐的童年，大人们会有健全的常识，兴趣而非功利会成为生活的动力。当我在此刻对你们说话时，唯这样的展望才使我感到了一些乐趣。
这份有趣的回答在一个月后的7月21日，在《杨澜访谈录》6周年庆典晚会的现场，被封存进一个景泰蓝“香薰容器”中，呈立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它和上百份来自中国当代精英人物的思考一起，会聚成2007年中国的译码器。
这场主题为“让今天告诉未来，让未来记住今天”的晚会，以超现实的时空为视角，冲破思维的界限，让人置身于现代与未来的时空中。潘岳、柳传志、费翔、徐永光、释永信、任志强、赵忠祥、陆川、曹景行、蒋昌建、常昊等众多嘉宾关于“历史、现在和未来”富于责任感的思考，为《杨澜访谈录》的6周年庆典奉献了深邃的人生哲学。
这次庆典的创意来自杨澜和她的团队。秉持“记录一个人和他的时代”为创作理念，《杨澜访谈录》已经走过了曲折的6年。在最开始的策划中，团队人员仅仅是想办一场大规模的PARTY，让接受过采访的300多位嘉宾走到一起，为栏目的6周岁生日庆祝。这种单纯而热切的想法，因时代因素的参与而显得不同寻常。6年来，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催生着一次次巨大的变革，也在不经意间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来。如果仅仅是孤立地看待这6年，那么对它的一切描绘都无法摆脱现实的束缚。也许站在未来的角度，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审视今天的所为，才是看清现实的可靠办法。因此，经过一次次的讨论和磋商，这场PARTY最终升华为栏目组的一次大手笔：以城市中轴线上的北京市少年宫为原点，以嘉宾对这个世界极具个性的解读为横向轴，以100年的时间为纵向轴，从政治、经济、环境、艺术等诸多方面，以丰富的想象力观照着现实时代，描绘出当下的多元化社会生态。
在这个策划方案中，“想象力”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杨澜在一篇名为《向“想象力”致敬》的博文中，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位以无边的想象力创造了“相对论”的大师，在1938年，应邀为第二年举行的纽约世博会写下了一封《给5000年后子孙的信》。这封短信与电话、电动剃须刀、丘比特娃娃和万宝路香烟一起，被封存在一个巨大的“时间舱”中，埋入世博会场馆地下。68年之后，《杨澜访谈录》的庆典仿佛遥遥地在向这位大师致意。如同爱因斯坦集物理学家、哲学和古典音乐爱好者于一身，这场晚会也将严谨的科学、超现实的想象力以及人文和艺术交织在一起，打造出属于2007年的奇异底色。
抽象的创意背后，是无数属于操作层面的具象细节。尚未完全成熟的栏目组，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联系嘉宾的问题。外联作为一门专业工作，要求熟练掌握中英文双语，还要有好的笔头功夫，才能胜任这个职位。制片人语闻物色了很久，始终找不到一个完全合格的外联人员，只能将工作分解，协调多人完成。300多位嘉宾，从晚会前一个月开始，一个一个发送邀请函，打电话追问行程，要将他们约在同一个时间，工作任务相当庞杂琐碎。有人已经订好机票要去韩国录唱片，有人正在制作电影后期，有人要到日本参加论坛，有人要到香港去办事，还有一些重量级嘉宾，只能留给杨澜亲自联络。
请来的嘉宾会不会不够层次，撑不起这个场子？每一个负责联络的人员内心都烧灼着不安的焦虑感。为了跟进每一位嘉宾的具体安排，语闻特地在公司中辟了一个房间，在里面挂了一个板子，哪位嘉宾已经回复了信，谁还要再联系，谁已经确定不能来……只要一有嘉宾的信息，就贴到板上去。这种一点一滴可见的工作业绩，给处在焦虑状态中的团队人员带去了安慰和鼓舞。
外联的缺位反映出了这一时期团队人手的不足。为了完成这个大摊子，语闻外请了许多经验丰富的传媒人。她请来中央三套一台王牌节目的制片主任帮着打理制片工作，让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博士生负责担纲主持人之一的刘仪伟的解说词，还让自己的导播从央视请来了一位成熟的现场导演。人员各就各位后，才稍稍分担了语闻的重担。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有过多次大型晚会策划经历的语闻习惯了央视花钱的大手大脚，深知那些精美的大手笔主要是建立在不计成本的投入上，而面对《杨澜访谈录》这台“烧钱”的晚会时，她却无法不惜一切地将每个节目打磨得精致无比，因为资金有限。按照她之前的经验，这场晚会如果要做得尽善尽美，预算起码要翻一番。金钱上的局限性，让她无法将晚会做到“100分”，但是对于一档挂靠于东方卫视的栏目，如何将商业价值和节目资源聚合起来，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点，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既要保证节目质量至少达到“80分”，又要对成本斤斤计较，这种无奈导致了在晚会前的一个星期，语闻顾不上确定整体流程，也顾不上协调各个工种的人员，而是彻夜不眠地准备一份送给客户的礼品册，里面是栏目组六年中各个嘉宾的中英文介绍，而她的任务就是揪出这些英文语句中的错误，因为这是给客户的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