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坦桑尼亚孟布罗地区青少年长跑教练约翰·斯蒂芬·阿赫瓦里接到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从遥远的东方打来，是一档中国电视栏目特别邀请他前往中国录制节目。他既感到吃惊，又感到兴奋。他生活的村庄至今仍然没有通电，为了接这通电话，年近七十的他足足跑了7公里之远。
在2007年的最后一天，阿赫瓦里走进了《杨澜访谈录》位于星河湾的录制现场。他身上的条纹围巾和红色羽绒服，都是栏目组工作人员特意为他准备的。从非洲东部的湿热气候进入中国北方一年之中最为寒冷的深冬季节，阿赫瓦里显然对北京的气候缺乏了解——几天之前，当他走出机舱的时候，来接机的工作人员惊奇地发现，他居然只穿着一件短袖。
邀请阿赫瓦里前来北京的，是由阳光媒体与北京电视台联合制作、杨澜参与主持的《唱响奥运》节目组。在节目组为迎接北京奥运会而发起的一次“寻找奥运英雄”的活动中，阿赫瓦里，这位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中得了最后一名的运动员，却因他踉跄的身影和坚持到底的决心，被奥运纪录片导演格林斯潘摄入了镜头，也因此进入了杨澜的视线。
那是40年前的1968年，当时的阿赫瓦里还只有30岁，作为刚刚独立不久的坦桑尼亚代表团的5名运动员之一，他来到了墨西哥城参加马拉松项目的比赛。虽然在那之前他曾经取得过国际马拉松赛第二名的好成绩，但是这一次由于高原反应和气候不适，在比赛进行到19公里（即入城的一半处）时，他摔倒在地，腿部严重拉伤。医务人员替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后劝他放弃比赛，但这个身材消瘦，却有着灼热眼神的青年坚持要继续跑下去。晚上6点40分左右，比赛已经结束一个小时了，场内有些观众已经离开了体育场，工作人员正在收拾设备准备离开，突然，身披36号号码布的阿赫瓦里腿上缠着绷带，在夜幕的映衬下，一瘸一拐地跑进了体育场。在场所有观众和工作人员向他举起了双手，用掌声为他的勇气喝彩。这一刻永远地定格在了奥运史上。目睹了这一切的格林斯潘不仅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全过程，还将这一时刻选入了“奥运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100个时刻”之一。
“我的祖国，把我从7000英里外送到这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而是要我完成比赛。”这句简单朴素的话在多年后，仍然有着让人震动战栗的力量。坐在杨澜对面的阿赫瓦里，也用这种一以贯之的激情，奔跑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如今的他，仍旧每天要在乡间小路上奔跑至少10公里，还要辅导当地的孩子和老人参加长跑锻炼。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阿赫瓦里还专程去天坛参加了中国老年人的晨练，踢毽子、打太极，认真学习，想将这些项目带回祖国，发动广大老年人参加体育活动。“我并不期待运动给我带来什么，体育已经融入我的血液、心和骨头里，体育是我的生活。”他说。
我们有关奥运种种难忘时刻的记忆，往往是与胜利者紧密相连的，是成功，是欢呼，是金牌还有喜极而泣的泪水，但杨澜眼前的阿赫瓦里，用他的轻松和愉悦凿开了人们观念中关于“胜利”的固定模式，他的胜利已经超越了荣耀的表象，却轻易地接近了更为深刻的体育本质。在他的生命语言中，Game，是运动，是竞赛，同时也是游戏。这个光着脚开始跑步生涯，因为得到一杯可乐而爱上了跑步的老人，回望他的一生，感到快乐而满足。当杨澜问他：“你认为自己是英雄吗？”他快乐地咧着嘴笑了，自信地说：“是的，我想我是英雄。”
带来万千欢呼、头戴花环的胜利者是英雄，而在赛场跑道和人生道路上坚持到底、有始有终的阿赫瓦里同样也是英雄。这也是40年前，格林斯潘举起摄像机对准阿赫瓦里的原因所在，在拍摄奥运官方纪录片的20年生涯中，他改变了人们看体育和体育人的角度：体育不仅是项目比赛，也是一个人成长故事中的重要环节，可以从中发现人性的美好。在他摒除了偏见的镜头之下，一些被其他媒体所忽视的运动员，带着他们的故事，被逐渐地聚焦、放大，最终定格。
“我要把那些人找回来，那些为了快乐和荣誉而战的人们。”2008年4月，美国的春天还没有到来，穿着一件高领红毛衣的格林斯潘，在他纽约的寓所接受杨澜的采访时这样说。这位已经82岁、总喜欢把眼镜架在脑门上的老人，刚刚经受了一次中风的打击，说话还有一些口齿不清，但是在表达意见时，却是那么准确无误，直指人心。“未破坏的人性，才是最重要的。奥运会要得以长存，唯一的途径就是找回以前的奥运会的伟大精神。”格林斯潘的价值观，和奥运年的《杨澜访谈录》的理念遥相呼应：要寻找奥运的终极价值，就必须跳出金牌的桎梏，回到“人”的本身。
“你不必是个体育迷，不必是个奥运迷，你只需要对人们所表现的勇气着迷。”为了“备战”北京奥运会，杨澜带着她的节目将北半球绕了一圈。奇妙的是，对体育运动不感冒的她，连篮球场上共有几名运动员出场都不清楚，却与奥运发生了将近17年的牵连。以她的个人经历为素材，足可以拍出另外一部《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如果为这部关于奥运个人记忆的影像作品开篇，那应该是一首与金牌无关、与人性有关的散文诗。
“有一个梦叫奥林匹克／它因有爱而高贵／这份爱来自通往胜利的路上／而不是停止于金牌本身。”1992年的夏天，在一台为了激励即将出征巴塞罗那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而举办的《奥林匹克风》晚会上，当时还在央视担任主持人的杨澜，朗诵了一首散文诗《奥林匹克的回归》。在这首她亲自撰写，并特地请作家苏叔阳修改过的诗歌中，杨澜表达了她对体育本质的理解：体育必须纯粹而高贵，和平、友谊和进步是诠释体育精神最好的方式，不能因为过分追求金牌和冠军，而忘记了体育本身的尊严和快乐。这首诗打动了台下坐着的运动员的心，在晚会结束后，邓亚萍和高敏特地找到杨澜说：“从来没有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说出我们的心声。”
虽然这个节目由于不符合主流的宣传口径在播出时被剪掉了，但是杨澜这种对“人”本身的关注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在准备2001年7月13日的莫斯科申奥演讲稿时，她特地将中国传统的章法结构“虎头豹尾猪肚子”，与西方演讲中的感性、幽默、亲切杂糅在一起，追求一种轻松自然的“人”与“人”的交流。在一位澳大利亚籍专家的协助下，杨澜字斟句酌地将时长20分钟的内容压缩到5分钟，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浓缩最多的精华，而演讲的开头，则是重中之重：
中国有自己的体育传奇。早在大约11世纪的宋代，中国人就开始玩一种叫“蹴鞠”的游戏，这项被视为现代足球起源的运动在当时非常流行，连妇女也来参加。现在你会恍然大悟，为什么我们的女足这么厉害了。
西式幽默风格的开场白，引来了阵阵笑声。这天的杨澜神采奕奕，她身穿一件重磅真丝裁制而成的白底红桃花图案的旗袍，在旗袍外罩一件红色短款外套，既体现了东方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蕴，又符合申奥陈述会议上的庄重气氛，显得端庄大气，落落大方。如果不知道内情，没有人能看出来，此时的杨澜刚生下女儿不久。在2001年的春节接到奥组委打来的电话时，她还在家里坐月子。为了申奥，她给女儿提前断奶，而忙碌紧张的工作成了她最好的减肥方法。
杨澜的自信是有底气的。1993年9月23日，担任现场转播工作的杨澜，曾在摩纳哥蒙特卡罗亲身经历了一个让亿万观众为之心碎的夜晚。虽然仅仅是一票之差，但是在杨澜的眼中，当时的一切都显示着中国尚未做好准备迎接这场体育盛会。公关水平与沟通能力非常薄弱，中国的一些官员缺乏应对国际媒体的经验，代表团成员中懂外语的不多，整天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