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8日，星期一，《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登载了记者马克·兰德勒的报道“At 27，a Talk Star Sets Out To Transform Chinese TV”（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
和奥普拉一样，杨澜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之一。1990年至1993年，每周由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曾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和奥普拉不同的是，1994年杨澜放弃了这条坦途，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那里她将获得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在离28岁生日还有两周的时候，杨澜正在计划重返荧屏，她将于今年6月返回中国。杨澜正在打造一档周播的系列节目，这档名为《杨澜视线》的节目旨在关注西方流行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人对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和安德鲁·劳埃德·韦伯（音乐家）的喜爱会对中国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秉承精确和负责为生命线，《纽约时报》被誉为具有“报格”的报纸，更被美国精英阶层比作“不玷污早餐桌布的报纸”。在一个早春的星期一，它将几乎半幅版面给了一位来自东方中国的女性，并在文字报道的右上角登载了杨澜的大幅图片。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杨澜的微笑中透露出一种幸福的母性。是的，此时的杨澜有着双重身份：一个是即将毕业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一个是刚刚孕育第一个孩子的准妈妈。对某些人来说，把持好自己的人生，也许不需要技巧，需要的只是天性。在“生活”和“事业”的双轨上正在激情并行的杨澜告诉《纽约时报》：“我只是刚刚开始。”
1996年，距离杨澜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已有两年光景。当年放弃主持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飞越太平洋，选择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主修国际传媒，在外人看来难以理解，但这却是彼时25岁杨澜的主动选择。也许在她看来，坐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室和图书馆里弄懂“地缘政治”等国际事务领域的诸多基础概念，要比站在喧闹的电视演播大厅里主持综艺节目更让她有成就感。
对于入行4年就获得中国主持人最高奖“金话筒”的杨澜来说，更货真价实的成就感来自“做有价值的电视作品”。这个念头伴随走向成熟的杨澜而日趋强烈，当美国人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杨澜，将她和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相提并论的时候，这位27岁的准妈妈正在进行着自己毕业作品的拍摄与制作，这部作品就是《杨澜视线》。
《杨澜视线》是杨澜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合作的电视节目。1994年，当杨澜飞越太平洋来到美国的时候，上海东方电视台一档名为《飞越太平洋》的栏目摄制组也来到了美国，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采访了杨澜。在节目组看来，作为一个在中国观众眼里有着很高人气的前央视主持人，杨澜的留学生活显然更容易获得关注，也更容易成就这个节目的创作初衷。正是基于这次的接触，双方决定利用彼此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合作，那就是由杨澜担任主持人和制片人，由东方电视台提供播出平台，制作一档向中国观众介绍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电视节目《杨澜视线》。按照国内电视节目的分类方法，《杨澜视线》属于典型的社会专题片，既有着主持人对人物的“访谈”环节，也有着纪录片的“纪实”风格，而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恰巧满足了杨澜对于“深度访谈”和“人文纪录片”的喜爱，相比较以前主持过的综艺节目，《杨澜视线》与杨澜的价值标准更加吻合。
但喜爱归喜爱，事情做起来就和喜爱无关了，电视节目的生成除了脑力方面的创意，剩下的只有实实在在的体力活儿。《杨澜视线》正式投入制作是1996年年初，此时距离杨澜毕业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月。怀有身孕的杨澜不仅承担着撰稿、主持人和制片人多重角色，还要一个人跟进从选题策划、联系拍摄再到后期编辑的全过程。这样的工作角色和工作量，对于只是从事过综艺节目主持行当的杨澜来说，真的算是以敝帚画西施。从百老汇的音乐剧到美国的老年问题，从好莱坞电影到减肥话题，游走于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区域，无论与美国社会的精英对话，还是与低层民众交流，杨澜都尝试着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会的“国际视角”和自身“与人交流”的天性结合起来。正是这样的尝试，开启了杨澜与“深度人物访谈”的缘分。
就在这个阶段，杨澜采访了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内的众多知名人士。与大人物们面对面，让杨澜忐忑不安、两手出汗、大脑空空，问出的问题也显得大而笼统，让对方不知所云。但正是这样的尴尬场面，给了杨澜一个快速学习和历练的机会。随后，杨澜有幸采访了CBS《六十分钟》灵魂人物丹·拉瑟和《晚间新闻》主播克朗凯特。对他们的采访，让杨澜看到了新闻同道们对职业素养的捍卫。他们通过“访谈”去探寻真相，运用“观点”来提升栏目品质的风范，使得杨澜确立了自己未来的职业目标——做一名有见解的“记者”，做一名跨文化的沟通者，制作类似《六十分钟》这样富有社会价值和品牌价值的高端电视节目。
杨澜，已不仅是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还是一个孕育生命的母亲。此时她的身份就像不断发生裂变的细胞，越来越多：制片、策划、导演、主持人、撰稿人、约翰逊教授的学生、未来孩子的妈妈。但杨澜乐此不疲，十分享受这种欢愉的繁忙。
带着身孕进行着超负荷工作，杨澜将这种在两条轨道上同时行进的状态称为“全身心的一种享受”。杨澜患有神经性头痛，严重时需要靠止痛药来缓解。但自从怀孕后，就什么药都不敢吃了，头痛的时候眼泪直流也只能咬牙挺着。但在杨澜内心里，怀孕之初的幸福感从未消失过，无论每天多么疲倦，但腹中的小生命每天会给予她不同的全新体验，这种刺激和新鲜感是一生中最美妙的感觉，是与另外一个生命的奇妙呼应。
1996年5月，是美国这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春意盎然的四周让人感到无比惬意。曼哈顿街头的橱窗电视正在转播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多尔正激烈地唇枪舌剑。虽然两人谁能主宰白宫与杨澜无关，但并不妨碍杨澜对他们做出自己的评判。相对于年龄偏大、不苟言笑的多尔，杨澜更倾向于那个口才极佳、有着和蔼笑容的克林顿。而后来的选举结果也证明，克林顿的确更深得美国人心。9年之后，当《杨澜访谈录》对克林顿进行采访时，杨澜发现克林顿并不是为了赢得选票才做出一种亲民的姿态，她所接触的克林顿，是位有着十足亲和力的沟通高手。
就在“准总统”们在电视上各显身手的时候，身穿硕士学位服的杨澜度过了她在哥大的最后一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举行的盛大毕业典礼上，已有近5个月身孕的杨澜无法和她的同学们一起欢呼雀跃，怀抱鲜花的她和家人一起分享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如果说感受美国总统大选对于杨澜只是局外人看热闹，感受媒介在美国的生存变化则需圈内人看门道。就在这一年的2月8日，美国通过了《1996年电信法》，相比《1934年通讯法》，这部新出炉的美国通信和广播电视事业的基本法大大放松了美国政府对广播电视业的规制，使其朝着有利于市场的方向发展。这一政策呼应了传统的广电产业与数字化技术、网络化技术彼此渗透的态势，使得美国的媒介产业在加快自身重组的过程中，加大了向全球扩张的步伐，直接催生了少数媒介巨头。面对媒介市场的风吹草动，相较妻子杨澜对媒介内容制作的擅长，丈夫吴征更具商业先见。这一年刚刚29岁的吴征已经在美国拥有一家合资公司，负责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电视节目转卖给中国的电视台。1993年年末，吴征的业务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