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杨澜访谈录》，从外在到内在，都来了一次大换血。在这一年中，一方面，《杨澜访谈录》的工作地点从上海转移到了北京；另一方面，节目的时长，也从原来的30分钟改为了45分钟。
工作地点的转移，并不是突如其来的。2005年起开播的《天下女人》，录制地点就在北京。为了这档节目，技术总监吕毅早在2004年就来到北京，筹建制作部。金嘉楠也同时兼任了两档节目的编导，经常在北京和上海两头跑。2007年，阳光媒体集团总部决定搬到北京。于是，2006年年末，杨澜携她的品牌栏目北上，留在上海的业务不多，主要负责与东方卫视的对接等事宜。
大部分团队成员的家都在上海本地，和《杨澜访谈录》挥手告别终究不可避免。2006年7月，在做完最后一期节目《彭定康》后，工作了六年的总策划蒋昌建，在外滩与杨澜告别。此时，已近中年的蒋昌建仍旧有着清澈的眼神，这位曾经在复旦园中苦读的皖南少年，今日的复旦教授，用他专业的学科背景和扎实的知识功底，为栏目建构了学院派“严谨”和“权威”的智力支持。也许是因为同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也许是因为都有海内外的跨界教育背景，蒋昌建与杨澜的理念都相当地契合。因此，蒋昌建将他和杨澜的关系定义为“同志+兄弟”，从同样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追求，到“多元融通”和“超越意识”的默契，他与杨澜的价值观投射在《杨澜访谈录》上，共同捍卫了这档节目的高端和大气，而节目本身也为他们打造了一片理想的栖身之地。对于杨澜而言，每次策划会都爱迟到的蒋昌建那“慵懒”的身影，已然成为了永嘉路387号的特别景观。“如果有机会，还是会一起合作。”这是杨澜与蒋昌建无声的约定。
差不多同一时期，毕崑决定去中欧商学院进修EMBA。8月，他向杨澜正式请辞。在他的记忆中，那天的辞别像水面一样平静。当时杨澜正好还要接着参加一个活动，就让毕崑陪着去商场挑了一件衣服，一路上如同故人寒暄一般，很轻松地问他：“以后怎么打算？”没有强力的挽留和伤感，杨澜似乎早已知道结局是什么。即使有遗憾，也被轻巧的聊天盖过，不着痕迹地沉下水底。杨澜天性中的大气和克制，让她对每个人的意愿都非常尊重，如果可以不走，固然最好，如果已经下定决心，她也绝不会阻拦。
上海的团队，是一支真正的“梦之队”。金嘉楠、毕崑、邓陆、王祖继，都是随着《杨澜访谈录》一起成长起来的，因此，他们对这档节目的情感，多了一些亲人般割舍不断的意味。说不清究竟谁更爱《杨澜访谈录》一些，是杨澜，还是她的团队？在共同的理念和多年的奋斗中，上海永嘉路387号，成为了他们每个人最坚实的支柱和最温暖的家庭。
在杨澜的眼中，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相同的理想主义的气质，简单而纯粹，为了做一期节目，甘愿贡献出全部的热情和智慧。前期文案的准备、资料的搜集、采访中的拍摄、后期的剪辑，对于一档只有两个人的谈话节目，要想糊弄过去并不难，但是上海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下足了功夫。把活交给他们，杨澜的心中非常踏实。如果办砸了怎么办？如果没做好该怎么办？这样的担心杨澜从来不会有。几年间，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技术总监吕毅因为劳累，头发一撮一撮地掉，门房的老大爷看到他就说，你太辛苦了，我早上还没起来你就出去了，晚上12点才回来，你是挣金子的吧？
金子没有挣到，但是挣到了比金子更珍贵的东西。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一个高姿态的起点，一个极具信任感和凝聚力的团队，这是上海团队倾力创造出来的一个美妙的梦。每个离开《杨澜访谈录》的成员，都形容过去的这段时间像梦一样美好。早早离开的周七月说：“杨澜给了我一个梦寐以求的舞台。”毕崑是怀着愧疚辞职的，他舍不得这个团队。原先打算出国读书的他发现，在节目组几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无须跨出国门，就得到了自己各方面能力的提升。而对于因为生孩子而离开的郝亚兰和君达而言，《杨澜访谈录》让她们的人生更加圆满。在上海时，每年到了杨澜生日那天，大家都要买来蛋糕，点上蜡烛，每个人杯子里倒一点红酒，一起为杨澜庆生。这个小小的仪式大约只持续不到20分钟，玻璃杯中摇曳着的，是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他们以后很难再有的纯粹的理想。
对于杨澜而言，也许她的性格与北京的气质更为相近。她在北京出生，也深深地受到了北京的影响。5000年厚重历史的积淀，泱泱古都的大气开阔，国际化舞台的前沿阵地，北京的土地滋养了杨澜，也正是在这里，她得到了解放自我、开创事业的机会。离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杨澜访谈录》也需要更多地吸收来自京城的地气，融汇四面八方的信息，才能更好地成为一个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熟悉中国的窗口。也许，在这座城市中，杨澜的事业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然而，让杨澜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北上的过程太过仓促，几乎所有的机房、导演、外联人员等支持系统都需要重新建立，两地的对接并不顺利。正是在这一时期，语闻开始担任制片人。当这个来自东北的姑娘走进《杨澜访谈录》的时候，她自己也没想到，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居然是与错别字斗争。
处在震荡期的《杨澜访谈录》，面临快速组建北京团队的问题，语闻只得依靠栏目的口碑和各方的人脉外聘导演来承担节目的录制。2007年节目单上的导演一栏，姓名变动得非常频繁：《薄一波》导演张依雯、刘莹；《杨紫烨》导演张海；《王全安》导演乔岩冰；《曾荫权》导演任娜；还有胡旭、刘颖、蒋薇薇、庞小微。导演对节目的整体质量有着深刻影响，人员的混杂和快速流动，不仅带来了样带中的刺眼的错字，也让栏目工作人员的职责混乱，出错之后根本找不到谁该为此负责。
除了考验编导的责任心之外，错别字的根源也在于尚不规范的工作流程。过渡时期制片人的更换，加上编导队伍的不稳定，责任感的缺失带来的是节目细节的粗糙，错别字的连续出现，也让东方卫视负责审片的人员高度敏感，常常找出节目样带中很多不是错误的“错误”，语闻只得将《现代汉语词典》中附有该字的一页复印下来，拿给对方看，才算让对方放了心。为了从根本上与错别字做“斗争”，语闻还专门请来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做校对工作，盯着节目中的每一个字进行认真鉴别，出了问题，在第一时间与本期节目的编导进行对接。
通过如此强劲的监督，错别字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错别字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它折射出了《杨澜访谈录》这一时期的困窘。杨澜北上之后，待办的事情非常庞杂，她没有办法做到面面俱到。不久，王祖继和韩治学也都来到北京，继续跟随杨澜，继续负责《杨澜访谈录》的摄像灯光等技术工作。然而，当上海团队遭遇北京团队，两个队伍的融合是艰难的。吕毅本是个自由惯了的人，从前从来不在乎上班打卡这件事，无论几点到单位，每天工作都要超过12个小时，星期六、星期日也从来不休息，工作时长远远超出了规定。然而在北京，上班时间有严格的规定，打卡成为评价工作表现的标准之一，这让吕毅感觉有些不自在。让韩治学不习惯的是，北京的团队不如之前那么亲密了，摄像、灯光、照明、录音被归到了技术部，而导演、制片人、外联属于栏目组，策划只在栏目组内部进行，技术人员对嘉宾的背景和导演的意图了解很少。有的时候，他甚至到了现场都不知道嘉宾是谁。这样做出来的片子，从画面上挑不出毛病，但是对他而言，拍摄有感觉和没有感觉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就连王祖继这样平和的人，偶尔也有一点抱怨，说在新建立起来的团队中，默契和信任感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