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恐惧来自对于未知的想象；一种恐惧来自亲眼看到了未知。在探寻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旅途中，杨澜经历的两次恐怖时刻，也许都属于后者。
“恐怖谷”理论是日本机器人科学家森政弘提出的，即当一个机器人试图像人但还未达到以假乱真，人们会对此觉得恐惧和不舒服。在日本，当杨澜走进另外一位机器人科学家石黑浩教授的研究室里的那一刻，她感觉一下子进入了“恐怖谷”。因为她看到了一个长得和石黑浩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从皮肤到皱纹，甚至身高与真人几乎完全等同，都是1米75。更逼真的是他的表情，也是非常严肃，甚至下意识的微小动作，包括微张的嘴巴和猛然抽搐一下的脑袋。“他会不会突然起身？会不会突然扑向我呢？”一瞬间，杨澜竟然有逃离工作现场的冲动！
作为日本著名的机器人专家，石黑浩教授一直在打造人形机器人，金属的骨骼，硅胶的皮肤，可以做出多种面部表情，脸、颈、肩、腰都能运动。依据人脑有识别同类的机制，所以他相信对人类而言最好的界面就是人形。他追求的是每个细节都像人，外表、举止、言谈都要与人无异。为了更趋同，他甚至还在石黑浩机器人的毛发里添加了自己的真发，其终极目标是做出能灵活地与人社交的人形机器人。
“为什么会热衷做出如此逼真的机器人？”石黑浩的回答确实出乎杨澜意料：“事实上，我对机器人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人类自身，我造了这个非常像人的机器人，我想了解人类是什么。”
通过机器人来审视人类自己，石黑浩将机器人作为理解人类的工具。正如人工智能科学家用机器人作为镜子反观人性，艺术家们也会用更极致的介质作为参照系，来呈现自身对于时空的主观见解。
叶锦添是横跨电影美术、服装设计、当代视觉艺术多个领域的著名艺术家。他擅长从传统中生出时尚，创作游走于虚实之间，浓墨重彩又气势恢宏。当他以意匠的身份在《匠心传奇》展现自己的恢宏创意时，工作室内巨大的真人版Lili着实让杨澜吃了一惊。
“这个Lili有多高？您为什么会做这么大的Lili？”“她站起来的话有6米左右。她的人物形象做得大了，她的一些情绪也相对应地会被放大，当你注视着她的时候，她表达出来的情绪会让你震撼。”震撼是叶锦添想给这个世界的刺激，在做自己的“流形”艺术展时，他正是用3个巨型Lili连接起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外观上看，Lili是一个十六七岁的混血少女，面无表情，异常平静。但Lili不是Lily，“Lily”是一个名字，而“Lili”是一个代号。她象征着一种存在，是对当下个体身处多元世界的镜像呈现。对观看的人来说，也是某种回忆载体。叶锦添带领她接触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和物，到东京、伦敦、巴黎、布达佩斯……把她与当地的普通人放在一起，让他们与自己的过去对话。就像一根哈利·波特的魔法棒，把她放哪儿，哪儿就产生了叶大师与这个世界的连接。
好像是没有灵魂，但却想把灵魂找回来。无论是石黑浩双子机器人的“假作真时真亦假”，还是叶锦添Lili的“时间之上，流形之美”，人类分明是那个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同类的笨拙小孩，我们在寻找一面又一面镜子的征途上，寻找回来的往往是一个又一个问题。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这是来自美国著名印度裔记者、时事评论家和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的提问。即使是同样的人类，在不同文明的交锋处依然有难以弥合的沟壑。成长于印度穆斯林贵族家庭，来自父母的最初启蒙以及在耶鲁、哈佛的后天熏陶，使得法里德·扎卡利亚成为了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双语解读人，他的节目和文章多以分析和评论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局势而闻名，被称为“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顾问”。知识分子的专业与审慎加之跨文化沟通者的自由与多元，也使得他担任主持人和制片人的CNN时评类节目《法里德·扎卡利亚的环球公共广场》受到杨澜的欣赏与关注。只是，睿智如扎卡利亚，也无法摆脱被同一个问题纠缠的困顿。2014年，他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13年后，他们为什么还在恨我们美国人？扎卡利亚同一个问题相隔的时段，恰恰是人类被互联网浪潮卷裹的技术主旋律时代。
就在这一年，91岁高龄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出版了《世界秩序》一书。“互联网技术超越了战略和学说，至少现在如此，在这个新时代，对于能力还没有共同的解释，甚至没有共同的理解。对于使用这些能力，尚缺少或明或暗的约束。当隶属关系不清的个人也能实施野心和入侵性的行动时，国家行动这个概念也变得模糊了。”科学的进步并不能保障文明的昌盛，对于人性，科学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技术的发达，无法改善人性中的善和恶，它能起到的作用只是加剧人的能力范围。
技术、均衡与人的意识，无论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相同问题在人类社会的死循环，是昭示着智能的衰退，还是文明的停滞？
“我想理解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那些昨天还在欣赏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人，为什么会杀害犹太人？”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了了解人类心智的本质，哥伦比亚生物物理学家坎德尔教授在人类记忆领域潜心研究，发现了越经历重复的刺激，越容易在人类神经元或突触之间形成互动和连接，就越容易形成人类记忆中的“难忘”。
“‘9·11’让美国新闻人反思，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充分地告诉美国人民，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存在着对美国这么深的仇恨？”2002年，作为《杨澜访谈录》的嘉宾，新闻主播丹·拉瑟现场所说的这句话，仍然令杨澜难以忘怀。十六年间，在技术创意强力刺激下的媒体与媒体人，是继续屹立于大时代的船头做瞭望者，还是成为制造言语和视像垃圾的网络操盘手？这是互联网时代媒体精英的自问与反思。
从媒体人的角度与智能互联大时代对接，探寻人工智能，解密人类智能，杨澜的智能探寻之旅正是新一轮反思的开启与行动的探索。作为资深媒体人和企业家，她不仅关注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福利，也关注人工智能对民主机制的影响，对民意的控制与绑架。解密人类智能，更多从人文和人性的角度，思考互联网时代人类创造的传承经典与现代表达，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定位人类智能不可替代的永恒能量。这个过程是被困扰、被惊吓、被震撼，也是被颠覆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打开了人际与人机的两个大界面，得以在AI与爱的交融处看到了数条蕴含无限可能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