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失序时代需要用理性重建的边界。基辛格著作《世界秩序》出版两年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曾担任前国务卿鲍威尔幕僚的理查德·哈斯所著《失序时代》中文版面世。对于秩序的概念，无论是基辛格从历史的角度断言“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还是哈斯从主权的立场主张重建“世界秩序2.0”，两位作者最后都将“对话”视为解决秩序问题的途径。
对话，而不是战争，前提是双方人类要让理性占据上风。“几千年来，思想的交流与探讨，除了交流信息中的实质性内容，还涉及情感和心理维度，它能让人了解对方的信念和个性。当今网络文化非常奇怪，使人不愿面对面交流，尤其是一对一谈话。”基辛格的说辞再次证明了《杨澜访谈录》式的one on one才是人类让失序时代回归秩序时代的理性选项。
这是一条社交媒体与主流媒体正在消弥的边界。2016年11月18日，杨澜和先生吴征一起出现在墨西哥城，参加佩利媒体中心举办的国际媒体峰会，与世界200多位媒体负责人，共同探讨信息技术革命和政治生态剧烈变化中的媒体经营和媒体从业者。在社交媒体影响力日盛的当下，杨澜呼吁作为专业信息“过滤”者的主流媒体要习得社交媒体的优势，学会倾听，调整讲故事的方式，更要向第一手报道和深度报道发展，增加资讯的“附加值”，打造值得信赖的媒体品牌，给分化的社会提供共识的基础。
这是一条科学与人文不断交融的边界。在探寻人工智能的过程中，杨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每次请科学家们为节目组留言，他们的表达版本都大同小异，几乎都是“人工智能让人类更美好”，但是，如何才能让人类更美好，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认真考虑过的问题。在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谷歌云”首席科学家李飞飞的T恤衫上，杨澜看到了最喜欢的这句话：AI改变世界，谁来改变AI。这无疑是交融科学与人文双领域的关键问题。而杨澜在节目中的立意正是以此为核心，每一个设问都指向这里。不仅要关注和懂得如何驾驭和运用人工智能，还要秉承同理心和悲悯情怀，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从媒体记者、普通公众到科学家都应给予应有的关切。做出选择的是人，而不是机器，只有处理好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才会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协作中和谐共生。
这是一条尺度与率性的移动边界。“生命是份礼物，应该好好庆祝。年年都有惊喜，好坏都要接住。五十回首，前半生相当丰富；人生过半，好戏才拉开第二幕。所谓天命，就是顺其自然，遵循内心的尺度。”50岁生日那天，杨澜发布了一首深情又戏谑的打油诗。当50、30、20成为杨澜前半生的三个重要数据，内心的松弛与坚持，感动与感慨，自律与自由，都在遣词造句的调度间投射下岁月的光与影。20岁的《杨澜访谈录》，50岁的杨澜，数以千计的嘉宾，数以万计的问题勾勒出了杨澜30年的黄金时代。
20+30=50，这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而是一种经验的好尺度。如果可以让自己重返18岁，你愿意拿50岁交换吗？对于杨澜，这显然不是一个对等的交易。虽然，再也穿不上18岁的裙子，再也不会有的是18岁的青涩与迷茫，交付50年学费交换的体验和经验，才是一笔特别了不起的财富。幸福不惟青春与成功，而是内心的圆满与富足。
不想重返18岁，并非意味着50岁的人不可以拥有率性的权利，50岁的杨澜，反而拥有享受任性的最充分条件。90年代的任性出走，青春版本的杨澜呼应着今日90后自我实现的精神需求；不被生存的危机感驱赶，不必慌张地试探与取悦，杨澜的物质条件又与互联网时代在相对优越环境长大的90后高度匹配。基于民主精神的高度尊重，与一双儿女缔结了优质的深度沟通，更给予了杨澜了解这个时代最主流受众思维动向的自信。从内心到精神，都在呼唤着杨澜的新选择，那就是带领《杨澜访谈录》实现真正的回归，回归到纯网的视频时代，回归到one on one的经典模式，“采访我想采访的人，谈我想谈的话题”。是的，那些发光的问题，理应映照新一代渴望发光的心灵，成为他们下载精神价值的热点地带。在一个多生态化内容并存的网络垂直空间里，“人文+极客”版的智慧沟通模本正是智能互联时代《杨澜访谈录》的最好定位。
Big girl，是杨澜对自己和年轻人的新定义。女孩，是对青春与自由的致敬，而大女孩之大，承载的内涵更多是尺度。用大见识滋养精神的贫瘠，用大格局抵抗世俗的平庸，用大胆量承担选择的后果，用大气度消解理想的背叛。
出走多年，归来不一定是少年，但一定是更好的自己。
打开未来界面，看遍人间值得，50岁的大女孩杨澜引领20岁的《杨澜访谈录》，即将开启的是一个价值与流量共舞，精神与看点并存，灿烂与魔幻联动，成熟与成长交互的大时代。
然后呢……
2018年我50岁了，到了应该知天命的年龄。什么是天命呢？
有人愿意用所有财富换回18岁。我不愿意。18岁时的我除了青春还有什么？不错，有好奇，有勇气，有热情，有梦想，有充满胶原蛋白的皮肤……但也有对自己的怀疑，对未来的迷茫，对世界的惶恐，对着心仪的男生不敢表白的尴尬……马克·吐温说过：“如果我们能在80岁出生，然后慢慢回到18岁，生活将会幸福无比。”他的意思是指如果有了人生的智慧，该能避免年轻莽撞时犯下的多少错误啊。可年轻就是用来犯错的。好不容易用那么多错误换回一点阅历，有了一个家，一个朋友圈，一份事业……有了我所珍视的一切。因为不曾虚度，所以不必回头。
清华大学心理学院院长彭凯平教授说：“就个体来说，一个人的幸福更多来自如何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到极致，而不是成天跟自己的短处过不去。这就叫悦纳自我。想少一些烦恼，就要分清自己的任务中，什么是紧要的，什么是不紧要的，什么是长期的，什么是短期的，什么是可以控制的，什么是不可控制的。”中国古人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所谓的知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心里有了一把尺，对于什么是要紧的，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愿做的，等等，终于有了点数，有了主见。凡事既不勉强别人，更别勉强自己。
我们这代人有多幸运，要回头看才知道。我庆幸在21岁的时候赶上中国电视改革的当口，正值央视改革人才选拔方式，在没有任何播音主持训练的情况下，在逾千人的选拔中脱颖而出，踏入电视的中心舞台。我庆幸自己有勇气在四年后辞去受人艳羡的工作，出国留学深造，从此进入一个更开阔的世界。那一年，《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节目才刚刚开播。我感慨在毕业之时又恰逢1997年香港回归，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使我有机会在香港凤凰卫视开始制作《杨澜工作室》，中国电视史上第一个用个人品牌命名的深度访谈节目。这一做，就是20年。我感谢我的先生吴征，没有他的鼓励和支持，我不可能勇敢地，带着激情和鲁莽，在1999年底创业。那时，民营传媒机构还寥寥无几……
将近三十年，我的媒体生涯正好与中国电视的黄金三十年同步。
这五六年以来，电视访谈节目普遍被边缘化了。一是平台的普遍综艺化、娱乐化，《杨澜访谈录》就屡屡被电视台要求“多采访明星，收视率才有保证”，使得节目组在选题定位上摇摆不定。二是信息渠道爆裂式增长，人们的信息来源多，注意力分散，电视栏目在时效性、新鲜感等方面竞争力下降。三是电视节目的话题尺度比网络更严格，比拼谈话的锐度或深度，力不从心。产业的颠覆也正在发生。先是纸质媒体纷纷关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