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走过的地方越来越多。也不知道是何原因，只要所经过的道路出现惊险，就会想起那些被称为浙江佬的人，在高山绝壁上放炮修路的情景。去西藏，去新疆，去云南，去太平洋彼岸的科罗拉多峡谷，去欧洲腹地的阿尔卑斯山脉，只要车辆长时间用低速行驶，只要同行的女性不再将柔曼的目光投向车外，小时候的见闻便如期而至。因为修战备公路，浙江佬才作为名词出现在乡土生活的日常词汇中。大约是当年修鹰厦铁路练就的本领，浙江佬一来到楚汉东部的大别山区，那些一向以为无法逾越的座座雄关大岭，便乖乖地任其摆布。这条路现在被称为三一八国道。更年轻的人，根本就不在乎那些咽喉要道是谁修出来的，如果有浙江佬一词从他们嘴里冒出来，百分之百是与在沿海一带打工的经历相关。那时候，在乡土生活中，浙江佬是一种传说和传奇。许多远离公路而居的人，男的挑上一担劈柴，女的拿着几只鸡蛋，说是卖给浙江佬换点油盐钱。那些爱看热闹却又没有多余力气的老人，哪怕搜肠刮肚也要想出一门挨着战备公路的熟人家走一走亲戚。所有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就想看看不怕死的浙江佬如何用绳子捆着自己的腰，吊在云雾里，挥着锤柄近一丈长的腰锤，在悬崖绝壁上打眼放炮。在这种传说与传奇的背后，还有一种公论：浙江佬太苕了！苕字是汉语言楚汉语系独有的。它有北方语系所说的傻的意味，又不全是。从语感上分析，湖北人每每用到苕字，相比北方人用傻字时，多了一种悲悯的质感。一条战备公路，不仅引来了浙江佬，还有广西佬。广西佬来是为了修桥。广西佬爱吃蛇，乡土中人也说他们苕。此时此刻所说的苕，已经是嘲笑了。
这种总不肯一去不返的记忆，想要兆示的意义，一直让我很难面对。
浸泡在乡情里的人谁个不会敝帚自珍！
在同一块地域上来往的时间太久，不知不觉中就会忽略个体和群体的秉性。直到某月某日某时，因为某人某事的触动，突然觉悟到某些个人生活的某些过程时，已经恍若隔世。二〇〇三年正月初九晚上，楚汉东部县份的一群人，在武昌某处聚会。大家一致约定，不许说离家多年，早已学得十分圆熟的国语或流行于楚汉之都的武汉方言，只能用在乡土中世代流芳的方言俚语。大家轮番开口说过，不用介绍，每个人在乡土中的细小位置便能大致判断出来。县里有两条河，沿西河住的人，称母亲为姨的阴平音、并且保持音量略作拖长，父亲称作大；沿东河住的人，将母亲称作丫、父亲称作父。在楚汉地域，关于父母的称谓，不同县份叫法时常不同。出了大别山区，紧靠长江的广济和我久别的老家黄冈两县又有区别。广济人将父亲叫作爷，叫母亲时用的是地地道道的姨。此外他们更有一种奇妙的称谓，未婚的年轻女子被他们叫作妈儿，妈字的阳平音加儿化音。这样的称谓，每每让周围那些县里的年轻女子害羞不已，同样的语词，同样的发音，所指的却是女性乳房。黄冈人更奇，母亲被叫作咩，父亲则被称为伯。民间代代相传，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担心生下来的儿子不好养，万一有前生前世结下的冤家，变做鬼魂前来寻仇，好使其分不清人与人之间的嫡亲关系而无从下手。一句称谓，透露出内心深处类似黔驴技穷般的无奈。但在那些置身度外的人的眼里，却成了不光彩的伎俩。楚汉地域方言实在太多，每个县有每个县的特殊说话，甚实在同一个县里，上乡的人听不懂下乡的人说什么。一个地域的方言变化太多，会让外来者觉得无所适从，这显然是清王朝派到楚汉地域的大员张之洞，慨叹“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前因后果之一。
相聚的时候总有许多失落的往事回忆不尽。那条当年的战备公路，多数路段是由乡土中人修筑，只有那些使人望而生畏的地方，浙江佬才能大显身手。据此断言乡土中人不勤奋不勇敢，显然与事实不符。况且在随之而至的修水库、改河道、挖水渠等等被政治高压所驱使，企图改天换地的生产活动中，乡土中人甚至凿开了更高更险的山山岭岭。当然，说到底他们做这些事情时，是被动和不情愿的。
那位叫张之洞的大员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被一代代的人当了真，弄得天下人都以为楚汉地域上的芸芸众生个个都是人精。乡土生活有句俗话：灵醒人从不说别人苕，苕的人从不说别人灵醒。诸如此类，当他们说浙江佬苕时，难道不是正在暴露自己本性中的苕吗？说到人精，有句在省内长盛不衰的话：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三个汉川佬抵不上一个沔阳苕。黄陂、孝感、汉川、沔阳（如今叫仙桃）等县份，正好围绕着位于武汉北边的汉口、汉阳两大城区。汉口六渡桥或汉正街的居民，被公认为最正宗的武汉人。他们的前两代或三代，大多来自这几个县。那些没有在城内定居下来的人，也逐渐养成了靠城吃城的习惯，做起生意来，一点也不亚于城里的人。按照无商不奸的古训，既然入了生意门，就不应该将此生意人和彼生意人区别对待，在日常的历史中不管是礼遇、还是非礼遇，彼此都应该平起平坐。事实上却不能，这些亦农亦商的人，天生比只会坐店堂的城里人更能吃苦耐劳，不管生意大小、路途远近，只要有赚的就一定肯做，特别是黄陂人，走到哪儿聚在哪儿，硬是在汉语语汇里创出一个相关的歇后语：无陂不成镇，无陂不成市。溯江而上，离武汉不到二百里，就是被民间话语推崇的现在改称仙桃市的沔阳。从性情上看，沔阳人更像吉卜赛人。前两年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在俄罗斯的后贝尔加地区，居住着一群至今仍将沔阳话讲得十分地道的沔阳人。这些早已入俄罗斯籍的沔阳人，记得他们的祖先如何敲着三棒鼓，以沿途给人挑牙虫为生计，一步步地走完这千万里路程。也是奇怪，不管是在楚汉本地，还是在外部世界，做小生意时的取巧会招来说不尽的骂名，挑牙虫则不会，哪怕后来明白是中了骗局，人们也是一笑了之。再也没有谁去大肆传播，要其他人接受教训，不要相信那些唱渔鼓的人说自己嘴里有什么牙虫。沔阳人也不明白自己如何一走就走到天远地远的俄罗斯腹地，好像精于算计的心眼一点作用也没有，往哪里走全凭一双脚拿主意。不随波逐流，不趋花向柳，所有与历史世事的契合，都是因为偶然中一时兴起。看上去几乎就是机会主义盛行，随风而去，随遇而安，实际上是受随心所欲驱使，那些既成事实往往包含着许多同自己过不去的成分。有谁还在这种后现代思潮风行的时代，仍在惦记着要纠正当年自己得到的“造反派”结论之名？那一年，在楚汉之都，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组织，愤而将“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要员抓了起来，惹下被称作“七二〇事件”的燎天大祸。事情的发端只不过是该组织梦寐以求地希望能够获得所谓左派即“造反派”的名分。三十几年过去了，这些人还没想明白，回过头来又要求有关方面为其平反，声明他们当年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当年被这个组织抓获的那几个人，就是将这个组织当作“保皇派”，而险些被万众踩成肉泥。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女子在公共汽车上突然打了身边男人一耳光，过了一会儿，女子又打了男人一耳光。女子中途单独下车后，旁人问起来才知道，男人发现女子短裙背后的拉链开了，便好心好意地替她拉上。男人因此挨了第一个耳光后，一边生气，一边自省，既然帮女子拉上拉链是不对的，那就应该让其恢复原状，没想到又挨了一耳光。想一想，这一实一虚两件事，何尝不是异曲同工？有时候，楚汉之人就是这样为人处世。
记得年幼时夜间乘凉，听大人们反复讲述四个不同地方的人在一起比赛吹牛，谁赢了谁吃肉喝酒：河南人先说，河南有座少林寺，离天只有一丈一；随后的陕西人说，陕西有座大雁塔，离天只有八尺八；排在第三的四川人说，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