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一大早，张欣带领二十一名团员准时来到李春华的棉花地里。为了显示对这次活动的重视，三分场团支部组织委员李海龙还将团旗插在地头。猎猎的团旗在一轮红日的照射下，格外鲜艳格外醒目。团员们说着笑着，加油干着，把平时本来就很喧嚣的棉田吵闹得更加热火朝天了。
看到这场面，刘兰兰十分激动，不时地喊起来：“加油啊，不仅要把杂草除干净，还不能伤到棉花了啊。”
“兰兰姐，我们这些人都包过地，谁没干过这活？还能伤到棉花吗？我看你别只关心别人，也该关心关心你自己喽！”张欣笑着打趣起来。
“就是啊，也该关心关心你自己了吧，到现在还没个眉目呢，怕是要当个老姑娘喽！”李海龙等一些团员青年也跟着喊起来。
“看我撕烂你的嘴巴！嘴边没毛，办事不牢。”兰兰嗔怒着。她的话又引起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钟海涛抬头看了看刘兰兰那股泼辣劲，也笑了起来。
看到钟海涛也咧着嘴巴在笑自己，刘兰兰看了看他，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下去赶紧除草了。
李春华真的跑去批发了一箱子冰棍。来到棉花地头后，她高高兴兴地招呼着团员们到地头歇歇。听说有冰棍吃，二十多名团员们“嗷”地一声奔过去，大家坐在大树下边吃冰棍边说笑着。
看到大家已经吃完冰棍了，李春华大声宣布：“这是我买来的最后一箱子冰棍，也把人家的冰棍箱子调还给人家了，今后不再卖冰棍了。再苦再累，有大伙的帮助，没有过不了的难关。”
听完李春华的讲话，团员们尽管不明白李春华说把箱子调还给人家是什么意思，但仍然“噢”的一声喊起来。
毕竟是青年人，干活动作干脆利落，在说说笑笑中，三十亩棉花地的除草工作只用半天的时间就除完了，四大边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李春华松了一口气，终于在五一农场田管生产大检查到来之前，完成了除草工作。
看到地里的杂草和棉地周围已经除完了，刘兰兰更高兴。她知道李春华的脾气，上午李春华宣布不再卖冰棍了，知道她不会再出去了，也意味着她的经济仍然是很困难的。回到家里，她把李春华家里的难处向母亲说了，并向母亲要出自己的存折，然后到五一农场街上的农业银行取出一千块钱借给她使用。
塔里木盆地的夏天，太阳几乎天天恣意地横行着，挥舞着它那厚重的铜盾，横立在充满黄色烟雾的天空中。本来就十分干燥的空气又热又闷，像划了一根火柴就能点着了似的。整个世界都是刺眼的亮，令人口焦舌干，头昏眼花。在这样的闷热干燥季节里，农场里那些平时穿戴整齐，表现出温尔文雅的上海知识青年们，这时候也终于顾不上平日的斯文了，他们往往赤着脚，穿着短裤和背心，来到大树下面找阴凉了。好在塔里木盆地的气温虽然高，但凡有阴凉的地方，感觉凉快多了。
三分场职工郑新志家里，林红娣正在做女儿的思想工作：“颜萍，妈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外婆也就我这么一个女儿，在上海那个大家庭里，你外婆是最疼爱我的。我和你爸退休后，是一定要回到上海去的，你无论如何也要先回到上海去。妈知道你和伯康好，妈对这孩子也没什么意见的，只是妈的能力太有限了，无论怎样想办法，也不能将伯康的户口迁移到上海去的，别说他的父母不是上海人了，就算是上海人，妈也没能力给他在上海安排工作的。妈跟你说话就不用拐弯抹角了，还是那句话，你必须和李伯康断绝来往！”
天气炎热，郑颜萍的心情本来就很烦躁，听到母亲没完没了地劝说，而且又毫无商量余地，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立即号啕大哭起来：“妈，你怎么这么狠心嘛，硬生生地要拆散我们吗？妈，你也是女人，当初你和我爸结婚的时候，如果有人硬要拆散你们，你能不伤心吗？你们今天能做我的父母吗？”
郑颜萍的父亲郑新志手里拿着扇子正坐在桌子旁边慢悠悠扇着，听了女儿这些话，立即将扇子重重地放在桌子上：“当初我和你妈并不是自己谈的，也是经过别人介绍的，不也过得好好的吗？”
“爸，你们结婚那是什么时代？那是六十年代。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都快进入九十年代了，改革开放都快十年了……”
“现在是什么年代，现在也是党领导的年代，那个年代和今天的这个年代没太大的区别，干什么事情也得讲规矩。你越长越大，却越来越不懂事，越来越没规矩了。”郑新志也发火了。
“颜萍，不是妈狠心，妈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等你将来做母亲了，你就会理解做母亲的苦心了。”郑颜萍的母亲继续劝说着。
“妈，离开了伯康，今后就是再幸福，我也感觉不到。我想不通，为什么不能让我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为什么呀？妈，我求求您了，上海再好，我也不想去，我只想和伯康在一起！妈，你就答应我这个请求好吗？”
林红娣已经劝得不耐烦了：“颜萍，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要知道，妈为了能将你的户口迁移到上海去，费了多大心血和代价呀！你知道吗？为了让你舅舅作为你的监护人将你接收下来，我又费了多少口舌？还有，张丽霞是你的好朋友，她的爸妈都是上海人，她想迁回到上海去，因为她的叔叔、姑姑和舅舅等都怕招惹麻烦，没有一个愿做她监护人的。在五一农场里，她爸爸还是十二分场的场长呢，她家庭的条件那么好，也没能够将她迁回到上海去。你外婆为了能够让我退休后回到上海去定居，把你舅舅狠狠骂了一顿，你舅舅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就把你的事当成自己孩子的事给办好了。事情是办成了，花钱的事还不是我和你爸的？别的不说，这两年我们家的钱送在铁路上的还少吗？我和你爸光是到上海去，已经跑了三四趟了。你说一声不去就不去了，你说你对得起我和你爸还有你外婆和你舅舅吗？”
“妈，如果说您为我的事情花了不少钱，我可以慢慢还给您。只要您不让我离开伯康，您叫我做什么都行。妈，如果您真爱您的女儿的话，您就答应我的请求吧，妈，我一生只求和伯康在一起。对我来说，只要您能让我和伯康在一起，比您给我什么都好、都贵重，在我眼里，别的什么都是假的。”郑颜萍几乎用哀求的口吻向母亲请求着。因为她知道，在这个家庭里，母亲是说一不二的。正因为外婆只有母亲这么一个女儿，母亲的性格也格外骄横格外暴戾，在家里说话做事也相当武断。一般来说，母亲决定了的事情，父亲郑新志是不会有什么也不敢有什么更改的。其实父亲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在五一农场的社交圈子里，父亲的社交和协调能力已经远远超越了母亲，只是遇到母亲这样的人，也只能随母亲的性格办事了。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郑颜萍从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家里的事情都是由母亲做出最后决定的，也就是三分场的许多职工们常说的，这个家是由女人当着的。
“不行，颜萍，妈什么事情都能依你，唯独这件事坚决不能依你！”林红娣话语里透着没有任何商量和妥协的余地。
“那你等于逼女儿去死。”郑颜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几乎大声喊起来。
“还是那句话，就是死，我也要让你死在上海！”郑颜萍的母亲丝毫不让步。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郑颜萍知道，不管自己怎样去抗争，母亲都是不会改变决定的。她又放声大哭起来，转身就往门外走。
郑新志立即追上去：“颜萍，天这么热，你一个人要到哪去？还不赶快回去！”
“我的死活不用你们管。”郑颜萍边哭边大声叫起来。
“你让她走，我要看看是她厉害还是我厉害。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死，我也让她死在上海！”林红娣说这话时，已经咬牙切齿了。
“颜萍，你先回去，等你妈火气消了，我再跟她好好商量商量嘛，看看能不能说服她。”郑新志小声地对郑燕萍说。
听了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