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某些区域还东一处西一处的剩下几所屋子，考古学家一看就觉得屋主人当初颇有装点城市的意思，并且为了爱护产业而特别注重建筑物的耐久。特·埃斯巴先生在圣·日内维岗街上住的屋子，便是用石头盖的古老建筑之一，式样相当讲究。但时间一久，石头变黑了，城市的变迁把它的内部与外观都改了样。自从大规模的宗教机构消灭以后，从前住在大学区内的名流也搬走了：现在这寓所的房客和他们经营的企业，跟当初建造时候的目标已经全不相干。上一个世纪，屋子里开过一家印刷所，把地板损坏了，护壁弄脏了，墙壁弄黑了，屋子内部的分配也破坏了。过去是红衣主教的府第，如今却住满了无名小卒。
建筑的风格，说明这屋子是在亨利三世，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的朝代盖起来的；同一区内的弥浓府第，赛尔邦德府第，巴拉丁公主的府第和索尔篷纳，都属于那个时代。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在上一世纪听见过人家把那幢屋子叫作杜北龙府。杜北龙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红衣主教，屋子可能是他盖的，或者仅仅是住过的。院子的拐角儿上，进门口有一个台阶，一共有好几个磴级；屋子另外一面的正中央，还有一个通到花园去的台阶。两座台阶虽然破旧不堪，但建筑师在栏杆与台座上所花的功夫，证明他有心暗示业主的姓名；那种谐音的玩意在我们的祖先是常用的[103]。另外一个旁证是，屋子正面的拱梁上还能看出雕着红衣主教冠冕的残迹。
特·埃斯巴侯爵住着底层，无疑是为了要独用花园的缘故；那花园在本区里要算地方很大的了，并且是朝南向，这两点对孩子们的健康最重要。街名既叫作圣·日内维岗，顾名思义，坡度当然很陡峭，因为屋基也相当高，底层从来不至于被潮气侵入。特·埃斯巴先生付的租金大概很便宜；他为了要住在学校中心区就近监督孩子学业而搬来的时代，市面上房租本来很低；再加屋子很破旧，样样需要修理，房东自然更迁就了。所以侯爵不必冒挥霍的名，只花了少数的钱就能舒舒服服的安顿下来。房间的高度，分配，除了一些框子以外一无所有的板壁，天顶的布置，一切都显出大司祭们创造或经营的东西自有伟大的气概，那是现代的艺术家在一些吉光片羽中都能体会到的，不管那吉光片羽是一本书，还是一件衣服，一个书架，或是什么椅子。侯爵所挑选的油漆，是荷兰人和以前巴黎的布尔乔亚最喜欢的棕色，也是在今日的风景画家手中效果最完满的颜色。护壁板上糊着纯色的纸，跟油漆颜色很调和。窗帘料子并不太贵，但挑得很精，刚好配合周围的环境。家具不多而布置得体。屋子里鸦雀无声，清静之极，色调又那么朴素、统一，画家所谓的统一，使人走进去有一种柔和与恬适的感觉。许多小地方的高雅，家具的清洁，人与器物之间的和谐，教你看了自然而然会说出隽永二字。平日很少人能踏进侯爵和他两个儿子住的房间，而所有的邻居也觉得他们的生活很神秘。
正屋侧面靠街的部分，四层楼上有三间房，破旧不堪，空无所有，完全是被当年的印刷所糟蹋以后的模样。这三间房那时就作为发行《插图本中国史》之用，一间是铺面，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经理室；特·埃斯巴先生每天在那儿消磨一部分时间。从吃过中饭起到下午四点，侯爵在四楼的经理室内监督印刷事宜。来客通常总是在这里见他的。两个孩子放学回家也往往上办公室来。底层的住宅好比一个圣地，为父亲与儿子们从吃晚饭起到第二天早上隐居的地方。所以侯爵的家庭生活隐藏得很严密。仆役只有一个服务多年的厨娘，和一个在侯爵没结婚以前就服侍他的男当差，年纪已经有四十岁。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带领孩子的女管家。从管理屋子的周到上面，可以看出那女的在主持家务，管教儿童的时候，处处为主人着想，办事有条不紊，而且还有慈母一般的感情。这三个好人态度严肃，沉默寡言，似乎都懂得侯爵处理家庭生活的用意。他们的习惯和多数仆役的习惯比较之下，显得非常古怪，使这份人家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在特·埃斯巴先生本身招的毁谤以外，更招来许多毁谤。
侯爵自有一些高尚的动机不愿意跟同居的房客来往。他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要使他们完全与外人隔离，或许也想避免东邻西舍之间的麻烦。在进步思想特别盛行于拉丁区的时代，他那种身份的人有那种行为，当然要引起一般人嫉视的心理，那种幼稚无聊只有他们的卑鄙无耻可以相比；这种情绪使门房一流的人在侯爵和他的仆役背后造出许多谰言，一家家的传播开去。他的当差被认为阴险的坏蛋，厨娘是个奸刁的女人，管家妇又串通了耶勒诺太太榨取疯子的钱。所谓疯子，便是侯爵。
房客们慢慢的，不知不觉的，把侯爵的好些行事都叫作疯狂，因为他们推敲来推敲去，找不出一点说得过去的理由。大家既不信关于中国的出版物能够赚钱，碰巧那时他又像许多忙碌的人一样忘了付税而收到限期缴款的通知书；房东便信了众人的话，以为侯爵真的把钱搅光了。于是他一月一日就教人把收据送过去，要侯爵预付全年的房租；但收据被看门女人故意压了下来。半个月以后，法院送出催告公事，看门的又搁了几天才交给侯爵；侯爵以为出于误会，不信人家会耍弄一个住了十二年的老房客。赶到他的当差把房租送给业主的时间，执达吏已经上门来执行了。这件扣押的事，被人添枝加叶告诉了跟侯爵有来往的商人。他们之中有几个风闻耶勒诺母子骗掉侯爵大宗款项，早就担心他付不了账，此刻更着了慌。而房客，房东，和债权人的疑心，也差不多由埃斯巴先生家用的俭省给证实了。他的作风很像一个破产的人。仆役在街坊上买些零星的日用品都是现付的，仿佛根本不愿意赊账。并且毁谤的闲话在本区里影响极大，即使仆役想赊点儿什么，恐怕也会遭到拒绝。有些商人喜欢账目不清而跟他们来往亲密的主顾，却讨厌账目清楚而高不可攀的顾客。人就是这种脾气。在无论哪个阶级里，大家对于伤害自己尊严的高出一等的人，不管这高出一等在什么方式之下流露，绝不给他方便或通融；反之，对于自己的同党，或是奉承自己的卑鄙东西，大家倒很乐意帮助。所以一个小商人只要痛骂宫廷，就会有一批拥护他的喽啰。
再说，侯爵和他两个儿子的态度，也不免引起邻居的反感，使他们的恶意不知不觉的到一个程度，只要有机会伤害敌人，什么卑鄙手段都会拿出来。特·埃斯巴是一个世代簪缨的贵族，正如他的太太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女子：这两种了不起的典型在法国非常少见，完满的例子已经屈指可数了。这等人物是以原始的观念，先天的信仰，和童年时代养成而现在社会上早已不存在的习惯，做他们的根基的。
一个人要对于纯血统，对于得天独厚的种族抱有信心，要在思想上自以为高人一等，岂非从小就得把贵族与平民的距离估量出来吗？倘使觉得周围的人与你平等，你怎么还能发号施令？大人物未出母胎，造物先在他额上加了一个冠冕，感应他一些观念；教育不是应当把这些观念深深的灌输给他吗？如今这些观念，这种教育，在法国已经不可能有了；四十年来，社会上的贵族都是由时势造成的：它把一些人送到战场上去浴血，给他们荣誉，罩上天才的光轮；代管财产权，长子长孙的特权，都被取消了，遗产被分割得越来越小了；世袭的贵族不得不丢开国家大事而经营自己的产业；个人的伟大只能用长时间耐性的工作去争取：这完全是一个新时代了。特·埃斯巴在所谓封建那个大集团中已经是硕果仅存的分子；在这一点上，他是值得我们钦佩敬服的。固然他自信血统高人一等，但也相信贵族有贵族的责任；而贵族所应有的德行与魄力，他也无不具备。他用他的道德观念教育两个孩子，从摇篮时代起就把他阶级的信仰灌输给他们。对于自己的尊严所抱的深刻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