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十数载循序渐进的全面改制，大盛朝从农耕种养、仓储储备、商事规范、启蒙教化、民间医卫、乡规初建、水陆驿埠、手工匠艺，再到田亩地籍、赋税徭役，十大核心制度相继落地成型。国家从上至下搭建起完备的治理框架，国库钱粮充盈，物资流转顺畅，百业兴旺蓬勃，百姓温饱无忧，民生各项保障层层落地。朝堂政令能够借助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直达乡野田间，各项惠民举措稳步推行，整个国家呈现出一派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
当顶层制度与产业体系全部构建完成之后，治理的重心自然而然下沉到天下万千村落。村落是王朝最基础的治理单元，是百姓世代聚居、生养劳作的根本所在，乡族关系、邻里相处、村落管理、民俗传承、矛盾调处等方方面面，直接决定着一方水土的安稳，也影响着所有顶层新政能否长久扎根延续。此前朝廷虽已推行基础乡规民约，设立村级合议小组，初步梳理了乡间行事准则，但长久以来形成的宗族派系、家族纷争、老旧陋习、权责模糊、自治能力不足等问题依旧广泛存在。乡族势力盘根错节，部分宗族长老凭借家族人多势众干预村务、偏袒本族亲属，普通外姓村民权益难以保障；村落内部权责划分混乱，公务无人牵头，杂事相互推诿，公共设施无人管护；部分流传已久的陈规陋俗阻碍新风推行，与朝廷颁布的律法、新政理念相互冲突；邻里之间、家族之间积怨日久，小矛盾不断累积，渐渐演变成影响村落安稳的隐患。这些潜藏在乡土深处的问题，看似细碎琐碎，却如同堤坝之下的细小蚁穴，若不及时规整，日积月累便会动摇整个基层治理的根基。
太子萧承宇与苏瑶常年行走南北乡野，深入数千座大小村落，与不同宗族、不同姓氏的乡民朝夕相处，亲眼目睹乡族秩序混乱、基层自治缺失带来的种种现实问题。在中原聚居村落，大多以大姓宗族为主体，数代同族聚居一地，宗族内部有着自成一派的规矩。部分宗族族长手握话语权，在田地划分、赋税分摊、徭役分派、邻里纠纷调处之时，一味偏袒本族族人，外姓小户、单门独户即便占理，也常常有理难申。有的大族依仗人丁兴旺、田产众多，强行占用村内公共水塘、通行道路、集体林地，将公共资源化为私用，村内其他村民敢怒而不敢言。宗族内部辈分森严，晚辈稍有违背长辈意愿，便会遭到族规严苛惩处，部分老旧族规与国家现行律法相悖，出现以族规凌驾国法的乱象。
江南水乡村落依水而居，多族杂居的情况十分普遍，不同宗族之间因为水源使用、河道划分、渔获捕捞、滩涂利用等问题，常年争执不休。各族各自抱团，遇事互不配合，村内公共的堤坝、水渠、渡口需要众人合力修缮时，各族相互观望、推诿扯皮，导致公共设施年久失修，每逢汛期便存在安全隐患。村落之中缺乏统一的主事人员，朝廷下达的教化、防疫、垦荒、农技推广等政令，传到村内之后无人牵头落实，大好的惠民政策在基层沦为一纸空文。
西南深山村落与少数民族聚居村寨，保留着世代相传的民俗传统与族群规矩，族群首领在村内拥有极高威望。部分传统习俗虽然承载着地域文化，但其中一些铺张浪费、耽误农时、不利于民生发展的旧俗，渐渐成为村落发展的阻碍。比如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普通农户为了撑场面倾尽积蓄，甚至借债办事，办完喜事丧事之后家境一落千丈；部分祭祀仪式耗费大量粮食、牲畜与人力，频繁举办严重影响日常农耕劳作。同时偏远村寨与外界沟通较少，自治模式封闭单一，遇到疫病、灾荒、匪患等突发状况时，族群内部难以有效应对，只能被动承受损失。
西北边塞沿线村落、农牧混居之地，乡民流动性相对较大，本地土著宗族、迁徙落户农户、游牧定居百姓混居一处，人员构成复杂。宗族观念强弱不一，村落没有统一的管理规范，流动人口管理松散，容易出现户籍不清、田地权属混淆、纠纷无人调处的情况。加之靠近边关，村落安防、物资储备、应急互助本就至关重要，可松散的自治秩序让村内难以形成合力，一旦遭遇风雪灾害、外敌侵扰、物资短缺，各家自顾不暇，整体抗风险能力极低。
沿海渔村与近海村落，百姓依靠捕鱼、海运为生，劳作模式不同于传统农耕村落。宗族大多以船帮、渔队为纽带形成群体，同行之间争抢渔场、泊位、捕捞时机的冲突时有发生。村内公共的码头、晒场、避风塘属于全体乡民共有，却常常被少数强势群体独占使用，弱小渔户生存空间被不断挤压。同时渔村常年面临海风、风暴、海水倒灌等自然风险，需要全村协同做好防范工作，但混乱的乡族秩序使得应急防护举措无法统一推行，每一次恶劣天气来袭，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除了地域带来的差异化问题，全国村落还存在诸多共性弊病。其一便是基层自治权责不明，早年设立的村级合议小组大多流于形式，成员或是由宗族长老兼任，或是无人愿意担当，村内公务无人统筹，上级下达的事务层层拖延，村落管理处于半放任状态。其二是公私边界模糊，集体公田、公屋、水塘、山林、道路等公共资产没有明确管护规则，被私人侵占、损毁、滥用的现象屡见不鲜，集体收益无法惠及全体村民。其三是民俗良莠不齐，淳朴向善的民风与愚昧落后的陋习混杂，祈福驱邪、厚葬薄养、盲目攀比等旧俗，既耗费民财，也与医卫防疫、勤俭持家的新政理念相悖。其四是邻里互助机制缺失，平日各家自扫门前雪，遇到天灾人祸、家人生病、农忙缺人之时，难以得到邻里帮扶，孤老、残疾、特困人群更是孤立无援。其五是教化传导断层，普惠义学虽然遍布城乡，但学堂之外的民风引导、律法宣讲、新政解读无人跟进，不少乡民只知埋头劳作，不熟悉国家律法与惠民政策，容易被别有用心之人蛊惑。
萧承宇与苏瑶深刻明白，朝廷搭建的十大制度体系，最终都要依靠村落落地执行。乡族是乡土社会天然的联结纽带，不能一味强行破除千年形成的宗族结构，而是要因势利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传统宗族向善、互助、重德的优良传统，与国家律法、新政规则、基层自治相结合。梳理乡族秩序，不是要颠覆民间传承已久的人情伦理，而是要划定权责边界、规范行事准则、化解派系矛盾、革除落后陋习、搭建成熟的基层自治体系。唯有让每一座村落都秩序井然、自治有序、邻里和睦、风气淳朴，才能让朝堂的政令畅通无阻，让各项民生保障落到实处，让万千百姓真正安居乐业，整个王朝的治理根基才能坚如磐石。
此时全国各项产业、交通、律法、民生保障都已趋于完善，物资充足、民心稳定，正是整合乡族秩序、完善基层自治的最佳时机。二人决定以传统乡族文化为根基，以国家律法为底线，以惠民自治为目标，全面推进乡村基层治理的深度优化。
接下来的十四个月里，萧承宇与苏瑶兵分两路，开启全国乡族与基层自治的全域深度调研。萧承宇前往京城礼部、大理寺、各州府衙署，查阅历代乡治典籍、宗族律法、民俗记载，对接各级理政官吏、律法专员、礼教官员，梳理历朝乡村治理的得失，总结过往管控乡族、引导民风的经验教训，结合现行国法，划定乡族行为的合法边界。苏瑶则深入天南地北各类村落，走进宗族大院、普通农户家中、少数民族村寨、沿海渔户居所，与族长、族老、合议小组成员、普通村民、异乡落户百姓促膝长谈，记录各地宗族结构、族规内容、民俗习惯、邻里矛盾、自治难点以及乡民的真实诉求。二人走遍所有州县的典型村落，收集了上千份族规样本、民俗记录、纠纷案例、自治现状手记，结合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产业特点、人口结构，联合礼部、大理寺、刑部、户部、农桑司、各地府县官吏、民间德高望重的乡老、正统儒生、宗族开明族长，共同编撰完成《大盛乡族秩序规整与村级自治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