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酒楼、书院、新式学堂中，蓄发汉服者已非异类。
中上层人士率先起了引领风潮的作用。
只是中下层的贫寒之户刚刚吃饱饭，没有更多余钱去大批量换衣服。
安陵容深谙上行下效之理，更明白要让一项变革深入人心、成为风尚，仅靠政令劝导或者鼓励是不够的，还需有看得见、摸得着、引得动潮流的具体标杆。
在“蓄发易服”之风初兴却难免杂乱之际，她再次进行布局，让锦绣阁开立了专门做各类汉服的华韵阁。
首先是高端定制、绸缎刺绣款。
在华韵阁一楼展示着最为精美的汉服成衣，还在三楼为贵客们提供定制服务。
用料皆选用上等的宋锦、缂丝、软缎……等等，刺绣则由苏绣、湘绣、粤绣……等等的顶尖绣娘操刀。
纹样多取自历代经典的纹样、瓷器、画作，或由新招揽的画师设计新蕴含古诗词的意境的纹样。
形制上严格考据，力求复原汉、唐、明之不同服制和典雅气度。
价格不菲，但工艺之精、用料之奢、格调之高。
这就立刻成为顶级贵族、豪商巨贾、文化名流争相追逐的奢侈品与身份象征。
然后是平价成衣，机织棉布款。
安陵容也要多做平民百姓都买得起的汉服，于是在几个新式纺纱厂下了订单，做出大机器生产的细密棉布制成的汉服成衣。
这些成衣款式简洁大方，遵循基本形制，颜色以蓝、青、灰、月白等雅致色调为主，点缀以简约的织带或印花。
价格亲民，普通市民、小康之家乃至节俭士子皆可负担。
安陵容还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了谕示。
“衣以章身，亦以蔽体。华服美饰，固可彰显文明。素衣简裳，亦不失华夏本色。务使黎庶皆有着汉家衣冠之便。”
这些宫样新款 ，通过精心设计的橱窗陈列、印制的小册子、以及与报纸杂志合作宣传，迅速引领了全国汉服的时尚潮流，成为了官营中的汉服标杆。
京城和各地的汉服成衣铺、裁缝店纷纷效仿，推出了各式各样的汉服，还提供改制、订制服务。
安陵容便谕令内务府，每年从华韵阁以及各地择优遴选的汉服作坊中，采购大批精美汉服，按品级、季节、场合分发给后宫妃嫔、女官、乃至有品级的宗室命妇。
在非正式朝会、节庆游园、宫中宴饮、太后皇帝召见等场合，鼓励甚至期望后宫女眷着汉装出席。
一时间，紫禁城与圆明园内，罗裙飘飘，广袖舒卷，环佩叮咚。
妃嫔们争奇斗艳，在汉服的映衬下，展现出不同于旗装的柔美、典雅或飒爽风姿。
安陵容与弘晃时常赞美和赏赐。
很快，这股风潮进一步通过命妇朝见、宫廷画师绘制“汉装行乐图”流出宫外，更强烈刺激了上层贵妇们对汉服的追捧。
“宫里的娘娘们都穿了，咱们怎能落后？”
总之，皇太后亲自开店、宫廷普遍穿着，是对汉服的合法和大力推广的最高级别官方认证。
彻底消解了穿汉服是否会被打成悖逆的疑虑，从一种带有风险的文化怀旧或政治表态，转变为受宫廷推崇、也合乎礼法的日常服饰选择。
新开的汉服商铺越发热闹，不仅售卖成衣，还提供改制、订制服务。
城镇中，街头巷尾，束发戴巾或简髻插簪的男子，以及身着交领襦裙、或汉式衫裤的女子，都日渐增多。
广大乡村同样不甘落后，不仅在传统社日、庙会上，日常农作时，汉式衣冠的身影也不再罕见。
弘晃在非正式场合中，时常以儒雅的汉式常服示人，起到了持续示范作用。
除了重大朝会、庆典，在日常衙署办公、地方巡查、士绅集会中，官员们便穿着汉式常服走来走去。
科举考场中，也开始允许汉族士子们穿士子服，大概类似明代生员服。
一时间，考场内、官衙内，宽袍交领大袖蓄发与马褂半秃长辫并存，成为一大奇观，被照相机记录下来。
后世之人时不时拿出来讨论。
同时，汉服产业的兴起，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消化了部分因传统手工业转型而产生的劳动力，也为新兴纺织工业提供了新的市场。
尤其更擅长设计、审美、刺绣等的女子获得了工作岗位，得到了财富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女子地位的上升。
男子和女子的发式更是百花齐放，从各种复古样式，到受到西洋影响的编发、波浪，各式各样的开放起来。
发型设计铺子也随着汉服铺子流行起来，更加促进了经济。
各类服饰混杂，难免产生摩擦。
有的顽固王公当街呵斥穿汉服的八旗子弟“忘祖背制”，引发口角甚至斗殴。
也有保守的官吏在公务场合刻意刁难穿汉式常服的同僚。
弘晃还下旨编纂一本《衣冠图说》，由礼部牵头，召集硕儒、考据学家、织造匠人、各族学者，编纂指南，厘清历代各族人民的主流服饰形制、礼仪，以及各种场合的对应着装，供官民参考。
接着，通过新式学堂、邸报、戏曲等多种渠道，将蓄发易服阐释为“复华夏之正朔，彰文明之本源”，是光明盛世、文化自信的体现，从衣冠开始重塑华夏文化。
从而极大的激发了汉族士民的文化自豪感与历史认同，基于“华夏文明”的身份意识在滋长。
这为弘晃进一步推行“去满洲化”的改革提供了心理基础。
弘晃将这股蓬勃的文化自信情绪，引导到建设华夏更加强大的认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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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的外国使节、商人、记者，敏锐的注意到了这片土地上社会风貌的剧变。
外国舆论对此评价不一。
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商人，将这些变化视为 “古老东方的觉醒” 和 “重启文明的进步信号” 。
他们欣赏这些发展科技、实业、文化复兴的革新行动，甚至浪漫的称为“东方的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
一些仍惦记着大明“朝贡体系”旧梦的小国使节，则感到振奋鼓舞。
他们认为一个强大而自信的华夏或许能恢复之前的区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