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读《史记》
《史记》作者之略历及其年代
《史记》百三十篇，汉太史令司马迁所作。迁字子长（见扬雄《法言》及王充《论衡》），左冯翊夏阳人（据《自序》“司马氏人少梁”语案推汉地），今陕西之同乡韩城县也。司马氏世典周史，迁父谈，以汉武帝建元元封间仕为太史令。谈卒，迁袭官。迁生卒年不见于《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司马迁传》，惟据《自序》云：“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以此推算，知迁生于景帝中五年（西纪前一四五年）。父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迁皆传其学。迁又受业孔安国治《尚书》，闻《春秋》于董仲舒。喜游历，足迹遍天下，其所经行之地见于本书者如下：《五帝本纪》：“余常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子海，南浮江淮矣。”
《河渠书》：“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子会稽，大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螺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子朔方。”
《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余里。”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
《孔子世家》：“余适鲁，观仲尼庙堂。”
《伯夷列传》：“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
《信陵君列传》：“吾国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屈原贾生列传》：“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
《蒙恬列传》：“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取为秦筑长城亭障。”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余视其母冢。”
《樊郦滕灌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冢。”
《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
吾侪试取一地图，按今地，施朱线，以考迁游踪，则知当时全汉版图，除朝鲜、河西、岭南诸新开郡外，所历殆遍矣。
《史记》之名称及其原料
本书中“史记”之名凡八见：（一）《周本纪》云：“太史伯阳读史记。”（二）《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论史记旧闻。”（三）《十二诸侯年表》：“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四）《六国表》云：“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五）《六国表》云：“史记独藏周室。”（六）《天官书》云：“余观史记考事。”（七）《孔子世家》云：“乃因鲁史记作《春秋》。”（八）《太史公自序》云：“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皆指古史也。“史记”之名，盖起于魏、晋间，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史记》所据之原料，据班彪《略论》，则（一）《左传》，（二）《国语》，（三）《世本》，（四）《战国策》，（五）陆贾《楚汉春秋》。今考本书中自述其取材者如下：《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
《殷本纪》：“自成汤以来，采子《诗》、《书》。”
《秦始皇本纪》：“吾读秦记。”
《孝武本纪》：“余究观方士、祠官之言。”
《三代世表》：“余读牒记，稽其历谱。”
《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著诸所闻兴坏之端。”
《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
《卫康叔世家》：“余读世家言。”
《伯夷列传》：“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
《司马穰苴列传》：“余读《司马兵法》。”
《孙吴列传》：“《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
《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
《孟子荀卿列传》：“余读孟子书。……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
《商君列传》：“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屈原贾生列传》：“余尝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
《郦生陆贾列传》：“余读陆生《新语》书。”
《儒林列传》：“余读功令。”
大抵除班彪所举五书外，史公所采主要材料：（一）六艺，（二）秦史记，（三）牒记（或即《世本》），（四）诸子著书现存者，（五）功令官书，（六）方士言。而秦火后“诸侯史记”之湮灭，则史公最感苦痛者也。
史公史料，多就地采访，观前条所列游踪可见。各篇中尚有明著其所亲见闻者如下：《项羽本纪》：“吾闻之周生。”
《赵世家》：“吾闻冯王孙。”
《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
《淮阴侯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
《樊郦滕灌列传》：“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张释之冯唐列传》：“唐子遂与余善。”
《韩长孺列传》：“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
《李将军列传》：“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
《卫将军骠骑列传》：“苏建语余曰。”
《游侠列传》：“吾观郭解，状貌不如中人。”
凡此皆《史记》资料多取诸载籍以外之证也。
《史记》著述之旨趣
《史记》自是中国第一部史书，但吾侪最当注意者，“为作史而作史”。不过近世史学家之观念，从前史家作史，大率别有一“超史的”目的，而借史事为其手段。此在各国旧史皆然，而中国为尤甚也。孔子所作《春秋》，表面上像一部二百四十年的史，然其中实孕含无数“微言大义”，故后世学者不谓之史而谓之经。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故其《自序》首引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意若曰：吾本有种种理想，将以觉民而救世，但凭空发议论，难以警切，不如借现成的历史上事实做个题目，使读者更为亲切有味云尔。《春秋》旨趣既如此，则窃比《春秋》之《史记》可知。故迁《报任安书》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亦云：“略以拾遗补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诸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由此观之，其著书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卿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故仅以近世史的观念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
《史记》之史的价值
史家惟一职务，即在“整齐其世传”。“整齐”即史家之创作也。能否“整齐”，则视乎其人之学识及天才。太史公知整齐之必要，又知所以整齐，又能使其整齐理想实现，故太史公为史界第一创作家也。
《史记》创造之要点，以余所见者如下：一、以人物为中心。二、历史之整个的观念。此二项就理想方面论。三、组织之复杂及其联络。四、叙列之扼要而美妙。此二项就技术方面论。
《史记》成书年代及后人补续窜乱之部分现存古书，十有九非本来面目，非加一番别择整理工夫而贸然轻信，殊足以误人。然别择整理之难，殆未有甚于《史记》者。今欲从事研究，盖有先决问题二：一为《史记》是否已成书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