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维谷
晚年张居正像
万历十年（1582年）初夏，大明帝国朝廷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权倾朝野、叱咤风云的一代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
隆庆六年（1572年），当张居正独自担负起辅弼万历皇帝和内阁首辅的双重重任时，便开始了他悲壮的人生之旅。这位由“神童”获誉，一路高歌猛进，于翰林道上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首辅政治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壮丽的事业——为大明帝国的复兴而奋斗。上任后，张居正壮怀激烈，豪情万丈，苦心孤诣地辅导圣学，主持改革，协调官府关系，日理万机，一年四季繁忙至极。如此这般操劳到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便感到身心俱疲，有点撑不住了，在给山东巡抚李渐庵写的信中谈到自己的状况：“自受事以来，昼作夜思。寝不寐，食不甘，以忧国家之事……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遑食，夕不遑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这一年是1575年，张居正生于1525年，时年50周岁，按我国传统的虚岁算法是51岁。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一个年过半百的人而言，必然心力交瘁，难以承继。
果然未出所料，张居正在辅佐万历皇帝整整十载的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也就是他58虚岁的时候，终于一病不起了。
从张居正与朋友通信中可知，十年之前，他就患有痔疮，因无暇医治，导致日后成为顽疾，久治不愈。其间，他曾四处求医治疗，但收效甚微。有一个时期，他从家乡江陵请来一位名医，做过手术后虽得到根除，但从此血气亏损，脾胃虚弱，不思饮食，不久便寸步难移，卧床不起。万般无奈中，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两年前，18岁的万历皇帝相继举行了耕猎礼和谒陵礼，这是皇帝本人已经成年并能独立治理朝政的标志，头脑尚不算糊涂的张居正，适时地以《归政乞休疏》上奏皇帝，以“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提出“乞休”。尽管这是一篇官样文章，但内里不乏真情实感以及张氏本人对帝国前景的深深忧虑：
臣一介草茅，行能浅薄，不自意遭际先皇，拔之侍从之班，畀以论思之任，壬申之事（即隆庆六年穆宗顾命之事），又亲扬末命，以皇上为托。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每自思惟，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不敢遽尔乞身者，以时未可尔。今赖天地祖宗洪佑，中外安宁……以皇上之明圣，令诸臣得佐下风，以致升平，保鸿业无难也。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张居正作为一个深受儒学教化的政治家，毕竟非同常人，虽然几乎每个人对权位都有不同程度的向往和贪恋之心，但他尚知节制。何况他此时位极人臣，功高权重，面对四面八方射来的目光，无论是谄媚，还是诡谲，或是媚中夹带刀枪棍棒，他都极其警觉和小心，同时经常对自己的言行，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历史教训予以反思。他甚至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实际主持的“万历新政”改革，任重事繁，压力如山。他现已年过半百，多病的身体进入垂垂暮年，在政治旋涡中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新政的重重阻力，尤其是面对高官大吏、豪门巨贾结成的势力集团，只要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无论改革多么迫在眉睫，多么光明正大，多么理由充足，利益集团中人都会想方设法予以阻击，甚至不惜鱼死网破，或铤而走险加以报复。面对这样一个险恶局面，稍有不慎，即导致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且仕宦升沉无定，朝堂之上多风波险阻，行之于上，如处大海潮中，与其断桅翻船，不如急流勇退。于是，张居正在正确的时间和节点上，向万历皇帝提出“乞休”请求，并希望皇帝“赐臣骸骨生还故乡，庶臣节得以终全”。遗憾的是，他的“乞休”疏没有得到允可，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降旨挽留：“卿受遗先帝，为朕元辅，忠勤匪懈，勋绩日隆。朕垂拱受成，依毗正切，岂得一日离朕！如何遽以归改乞休为请，使朕恻然不宁。卿宜思先帝叮咛顾托之意，以社稷为重，永图襄赞，用慰朕怀，慎无再辞。”
张居正书法
锦衣卫印。明代锦衣卫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明中叶后与东西厂并列，成为可直接取旨行事，专司监察的特务机构
面对皇帝言辞恳切的挽留，张居正并不罢休。两天后，即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二十二日，又上《再乞休致疏》，坚请“乞休”，内有“今臣之乞去，亦非敢为决计长往也，但乞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倘未即填沟壑，国家或有大事，皇上幸而召臣，朝发命而夕就道，虽执殳荷戈，效死疆场，亦所弗避，是臣之爱身，亦所以爱国也”之言。
从行文语气看，这次好像是动了真的。万历看罢，踌躇起来：难道这老家伙真心实意想退出历史舞台不成？还是继续耍布袋戏以迷惑于朕？在拿捏不准的两难中，万历决定向皇太后请示。意想不到的是，皇太后挽留张居正的态度比万历还要坚决：“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做商量。”
万历眼见太后的态度，自然不便违逆，只好顺杆攀爬，提笔写了一道手谕，把太后的谕旨原原本本告诉张。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张居正除了感激涕零，顿首称颂皇恩浩荡外，再无理由提及“乞休”之事了。
张居正不能“乞休”，表面看起来确是皇家的恩宠，但他却清晰地认识到，皇家的恩宠与臣僚之间的感情并不在一条线上。张居正的官职再大，爵位再高，权势再强，也只是皇家的一个奴仆，用四百年之后的话说，就是一个为皇家打理内外事务的打工仔或包工头儿，主仆之间是否有恩情友谊本就值得怀疑，即使有，也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关键看双方的利益是否一致。一旦利益产生矛盾或冲突，他这个权臣将被无情地抛弃，成为皇帝本人或曰帝国利益的牺牲品。张居正对自己推动的改革之难，得罪权贵豪门之多，心中是有数的。他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阻力和忧虑，并深知总有一天，那些政敌会反攻倒算。为了新的利益和转嫁矛盾，自己极有可能被皇帝当作挡箭牌，再一脚踢出圈外，以不忠不孝等罪名碾压于历史的垃圾堆中，其结局无疑是悲惨的。因而，张居正在给自己的亲家、刑部尚书王之浩的信中，将这种如临深渊的担忧明确地表露出来：“弟德薄享厚，日夕栗栗，惧颠跻之遄及耳。顷者乞归，实揣分虞危，万非得已。且欲因而启主上以新政，期君臣于有终。乃不克如愿，而委任愈笃，负戴愈重，孱弱之躯终不知所税驾矣。奈何！奈何！”
位于江陵的张居正墓前石碑
长期苦心焦思、敝精劳神，导致张居正心力交瘁，体质日趋衰弱。而无形的恐惧与忧患，又加快了他生命的衰竭，直至一病不起。
在此情形中，张居正只得再次要求致仕，但这个要求仍然没能得到允许，皇帝只命他在家中安心调理。因张居正把持朝政已久，用他自己的话说，名曰宰辅，实则摄政也，内阁其他辅臣对重要朝政大事不敢裁决，故每天还有十几本，甚至几十本奏章源源不断送上门来。张居正只得强打精神在病榻上批阅。到了六月一日，张居正身体更加虚弱，整个肌体羸弱，仅存皮骨，起卧翻身都需要别人帮扶。万般无奈中，再次上疏“乞休”。
此时的万历皇帝包括慈圣太后，对张的关爱、恩宠还是真实真心的。史载，张居正发病和治病期间，万历对其病情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一度寝食难安。除召名医、赏金银、赐珍食等等一连串慰问安抚，甚至为张的病久治不愈而伤心落泪。这次万历接到张居正最后一本奏章，仍下诏慰留。诏旨极为亲切感人：“朕久不见卿，朝夕殊念，方计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览之，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卿亦安心静摄，痊可即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