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期结束那天，我们顺利拿到了离婚证。
沈星若没有再纠缠我。
她似乎终于明白，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再怎么拼凑，也会割伤手。
她也没有再要求我出面为她解释什么。
后来，我在网上刷到了她的一段采访。
主持人问她，最近状态为什么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感情问题。
沈星若对着镜头，苦笑了一下。
“《春日来信》里，那个冒着大雨，拼命奔向爱人的女人。”
“是我这辈子，都没能做到的样子。”
“我弄丢了那个会在原地等我的人。”
我没有看完那段采访。
因为剪辑室里，还有一段真实的雨声需要我处理。
我戴上耳机，将那些嘈杂的、虚伪的声音彻底隔绝在我的世界之外。
半年后，我参与制作的纪录片入围了国际电影节。
我第一次以“声音指导陆砚礼”的身份，而不是“沈星若丈夫”的身份，走进了放映厅。
大银幕上，属于我的名字在片尾字幕里缓缓升起。
散场时，我跟着剧组往外走。
在走廊的尽头，我看到了沈星若。
她穿着得体的西装，手里拿着那台旧的莱卡相机。
看到我出来，她快步走上前。
“砚礼。”
她把相机递给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期盼。
“我找人修好了。”
“里面的划痕也处理过了，和新的一样。”
“我想……物归原主。”
我看着那台相机。
它确实被修得很漂亮，光洁如新，仿佛从来没有被另一个男人戴在手腕上过。
但我没有伸手去接。
“沈星若，相机送出去的那天，我就没想过再把它收回来。”
她眼里的光黯淡了下去，拿着相机的手无力地垂在身侧。
“那……我们以后，还能算是朋友吗？”
“还能再联系吗？”
我看着她，冷漠地摇了摇头。
“不必了。”
我越过她，走向大厅的出口。
外面下着很大的雨。
但这一次，我没有觉得压抑。
同事张哥在门口冲我招手。
“砚礼！车叫好了，快过来！”
“好。”
我从包里拿出一把黑色的折叠伞，撑开。
左手稳稳地护住怀里装着工程文件的硬盘。
然后，大步走下台阶，走进雨幕里。
身后，似乎传来了沈星若喊我名字的声音。
被雨声打得很碎。
我没有回头。
也没有停下脚步。
因为前面，还有一起并肩工作的伙伴，在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