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富士山的前一天晚上，沈砚把事跟父母说了。
他没说门，没说相柳，只说学校有个课题，要去河口湖住几天，千夏也去。父亲在厨房洗碗，头也没回，问，钱够吗。沈砚说够。父亲说，不够说一声，出门在外，别抠着。
沈砚站在厨房门口，看父亲的背影。父亲系着围裙，袖子挽到肘弯，水龙头哗哗地冲着，泡沫顺着碗沿往下淌。厨房那盏灯是暖黄的，照在父亲后背上，他两鬓白了不少头发——沈砚以前从没注意过。母亲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隐隐约约的，像隔着一层水。
他一下想起刚来东京那天，父亲去机场接他。他走出闸口，看见父亲站在人群里，举一块硬纸牌，上面用马克笔歪歪扭扭写着他的名字。他爸不会日语，就会那一句接人的话，举着牌子在出口站了一个小时。他那时候觉得他爸有点傻。现在看着父亲的背影，他不这么觉得了。父亲来日本快十年，他却从来没认真看过父亲洗过几次碗。
他叫了一声，爸。父亲关掉水龙头，转过头，甩了甩手上的水，问，多大的事。沈砚说，不好说，办成了，咱们家在东京能安稳几十年。父亲看了他一眼，没接话，在围裙上擦了擦手，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说，你妈老说你学那些东西没用，我不这么看。
沈砚靠着门框，问，为什么。父亲说，他在国内的时候见过一回——你姥姥家村口有个老庙，庙里那个老和尚九十多了，走路都晃。有一年发大水，全村人往庙里躲，水涨到庙门口，就不往里进了。他那时候十五岁，亲眼看着的。你师承哪儿，我不懂，但你姥姥家那事，我记了一辈子。你要办的事，要是跟那庙里的本事沾边，我不拦你。
他说完把烟掐灭在水槽边，转身又打开水龙头洗碗。水流冲在碗沿上，发出清脆的响。沈砚站在门口，看父亲的后背看了很久，说，谢谢爸。父亲没回头，但洗碗的手停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妈那边，你别说那些，她就操心，知道了睡不着。沈砚说，知道。
水龙头哗哗地响着，父子俩谁都没再说话。可这间小厨房里，那点沉默反倒比说出口的话还沉。沈砚知道，父亲一辈子没读过几本书，可有些事，父亲比谁都明白。
他回到客厅。母亲正在削苹果，果皮一圈圈垂下来，削好的那个递给他，说，出去多穿点，山上冷。又说，别跟千夏闹别扭，人家一个女孩子，跟着你跑那么远。沈砚咬了口苹果，没接话。母亲又削了一个，切一半自己吃，另一半搁在茶几上，说，明天早上给你们做点饭团，路上吃。
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听隔壁父母的动静。父亲还在翻身看手机，屏幕的光隔着墙透过来一道；母亲已经睡了，呼吸很轻很匀。窗外偶尔有车驶过，灯光在天花板上一划就过去。他睁着眼想，明天走了，这一去不知要几天，母亲明早五点就会起来蒸饭团，父亲会照例说一句不够说一声。这些碎得不能再碎的日常，他以前从没放在心上，现在一句一句都记在心里。他觉得这间屋子、这座城、这些人，是他拼命要守的东西。门后面的东西再大，也大不过这里。
他回自己房间收拾背包。两枚玉、一叠符纸、朱砂、狼毫、那把桃木短剑。他一样一样装进去，又一样一样掏出来，重新摆了一遍。符纸叠得方方正正，朱砂瓶塞紧了又拔出来看一眼，狼毫用布单独裹好，怕磕着。摆到第三遍，他停下来，看着地上那堆东西，觉得自己像个要出远门的货郎，挑着担子，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长。这些东西看着寻常，哪一样要是少带了，山上那条路就可能走不下来。
他最后把玉挂回脖子上，对着镜子看。镜子里的少年穿一件干净的白T恤，领口露出两枚青白的玉，看着跟个普通高中生没两样。谁能想到，这副皮囊底下揣着一叠封门的符，和两颗连他自己都没摸透的玉。他看了自己一会儿，笑了笑，拉上背包拉链。手机亮了一下，是千夏的消息，说明天早上六点新干线，别迟到。他回了一个字：好。
窗外的东京还亮着。他靠在窗边，看这座城市一盏一盏的灯，想这座城底下埋着那么多门，可住在这里的人谁都不知道，他们照常上班，照常吃饭，照常睡觉。楼下那家通宵营业的拉面馆还冒着热气，夜班的工人正推门进去。他伸了个懒腰，把窗帘拉上一半，那点灯光被挡在外头。他不知道自己是幸运还是不幸——他看见了那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