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厂办后墙。
陈建国蹲在墙根底下，手按在墙上，指尖摸到砖缝里的湿苔。夜露重，砖面滑，手指按上去像按在一层薄冰上。
周磊蹲在他身后三米远的地方，手里攥着一截铁丝，是他临时从自行车链条上拆下来的，拧成了一个小钩子。他压低嗓子说：“那台货车还停在侧门，驾驶座上没人，车厢门关上了。”
“人进去了？”
“进去了。”
他没接话，但脑子里在转——那个人翻窗进去，说明他知道窗簧是坏的，说明他来过不止一次。他认路，认窗，认锁，认这个厂夜里几点会有人巡逻。
“他不走门翻窗，说明不想被门卫看见。”周磊继续说，“翻窗进去，拿了东西再翻出来，连门卫都不知道有人来过。”
“不等他出来。”
“不等？”
“等他出来，东西已经到他手里了。”
“那你进去干什么？”
“不拿东西。”陈建国说，“我进去，让他看见我进来。”
周磊愣了一下。
窗户里面的锁簧果然是坏的，锁舌搭在锁扣上，没有完全卡进去。
他没有急着翻进去。他把碎砖放下，双手撑在窗台上，往里看了大概三秒钟。
那个穿蓝工装的人不在窗边。
陈建国翻进去了，动作不算轻，落地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闷闷地响了一声——他故意让落地声大了一点。
办公室里没有人。
柜子还在原位。
他没有抽那张纸。
他等了大概二十秒。
陈建国没有转头。
他拧开了。
走廊尽头，厕所那扇小窗户的窗帘在动。
陈建国没有追。
他坐在林德福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缓缓地抽完了一根烟。
纸上没有字。
是一张空白纸。
陈建国把纸翻过来看了一眼，背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他把纸叠好，塞进自己内侧口袋里。
然后他推开窗户，翻了回去。
落地的时候，他听见侧门那边传来一声发动机的轰鸣——不是货车，是摩托车。
“骑摩托车走的，从侧门出去的，跟昨天那辆一样的山路车。”
“他去报信了。”
“报给谁？”
陈建国没有回答。
上午六点半，省城长途车站。
陈建国蹲在车站外面的马路牙子上，手里攥着一张长途车票，票面已经被他攥出了褶子。苏晚从车站里走出来，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裤子，裤脚上沾了点泥，手里拎着一个布包，包口没有系紧，露出一截文件袋的边角。
“你昨晚没睡？”
陈建国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没有说话。他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掏出来，展开，递给她。
苏晚接过去，看了一眼那串编号，眉头轻轻拧了一下，但没有马上说话。她走到车站牌底下的路灯柱旁边，靠着灯柱，把那串编号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把纸翻过来看背面，又翻回去。
“这不是医院的编码，”她说，“这是供销单位的物资编号。开头两个数字代表物资类别，后面四个数字是入库时间，最后三位是流水号。”
“林德福柜子里还有别的东西，不止这些。”
“被谁？”
陈建国说：“翻窗进去的，比我先到一步。”
“他在帮林德福藏东西，还是在帮他毁东西？”
“藏。”陈建国说，“如果是毁，他会连柜子一起烧掉。”
“那台货车还在侧门，没走。说明货车的任务不是拉东西，是等人。等他把东西拿到手，装车走人。”
“他会打给谁？”
陈建国没有回答。他蹲回路边，把长途车票在手指间折了两下，折成一个纸飞机，没有扔出去，搁在膝盖上放着。
六点五十分，厂门口对面梧桐树下。
陈建国骑了四十分钟车赶回来。他没进去，把车锁在树干上，蹲在树影里，看着厂门口。
厂门口的水泥地上有一行新的自行车印，是从厂里面往外走的，压得很实，像是骑出去的时候车速不快，车轮在地面上压出了整条完整的胎纹。
林德福来了。
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从厂里面出来的，车筐里放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包口扎着，鼓鼓的，装了不少东西。
林德福看了那张通知一眼，没有下车，用脚撑了一下地，歪着车看了看上面的字。他看完之后，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既不惊讶，也不愤怒——像早就知道那张通知会被贴上去一样。
他骑着车往东拐了，去了供销社的方向。
陈建国蹲在树影底下，把那张长途车票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时间——六点五十三分，他还要再等七分钟才能等到第一班长途车到站的信息。他把车票捏成一个纸团，塞进裤兜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他往厂门口走了一步，然后停下。
厂门口那张白纸黑字的通知上，写着两行大字——“厂办档案室例行盘点，暂停出入三天。”右下角没有署名，没有公章，只有一行小字，是打印出来的日期，印泥盖上去的章子叠在日期上。
落款处的签名不是林德福。是一个笔画很硬的姓——方。
厂办没有姓方的。人事科也没有。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姓，看了大概一两秒钟，然后转身走了。
下午两点，赵卫东住处楼下。
赵卫东的单位来人了。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楼下，车牌尾号是赵父单位那一段专用号段里靠后的几个号之一。车上下来两个人，都穿深色夹克，手上没有拿公文包，空着手，像是来喝茶的，但表情不像是来喝茶的。
他们上了楼。又过了五分钟，那两个人下楼来了，手上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封口，里面鼓鼓的，装着什么东西。
桑塔纳开走了。尾号消失在巷口拐角。
陈建国蹲在对面小卖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汽水，汽水在杯子里冒着泡，玻璃杯壁上凝了一层水珠。
赵卫东没有下来，也没有追出来。楼上那扇窗户的窗帘拉上了，紧紧贴着窗框，不露一丝缝。
陈建国把汽水喝完了，杯子放在小卖部柜台上，站起来，往赵卫东楼下走去。
他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楼梯口的水泥地上有一个烟头，是抽到一半被掐灭的，烟头被踩扁了，烟丝散出来，沾了一点点血——不是人的，像是掐烟头的时候手蹭破了皮，血蹭在烟嘴上，干了，变成暗红的一小块。
他把烟头捡起来看了一眼——烟嘴没有咬痕，但上面有口红印，淡粉色的，快看不出颜色了，已经干透了。
他把烟头丢进路边的垃圾桶里，没有上楼。他在楼下站了大约两分钟，然后转身往巷口走。
那个人戴着草帽，看不清脸，拨号的动作很快，拨完号码之后只说了三个字——“他递了。”然后挂上电话，转身走了，没有在电话亭里多停留一秒，步子很稳，没有回头。
陈建国站在巷口，看着那个人走远。
他没有追。
傍晚，赵卫东住处楼下。
陈建国蹲在楼梯口抽烟。他没有进楼道，就蹲在那里，像在等什么人。
赵卫东的摩托车声从巷子那头传过来，轰了两下油门然后熄了火。赵卫东从车上跳下来，步子很重，鞋底拍在地上，像要把地砖拍碎。
“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只递了商业上的。”
赵卫东看着他，没有马上说话。他冲陈建国走过来，步子很大，车钥匙在手里叮当响了一下，然后他弯腰，揪住了陈建国的领口，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拽得领口的扣子绷开了一颗，弹到地上滚了两下。
他站在那里，两只手垂着，没有挡，没有推，就那么让赵卫东揪着他，领口的布料勒在他脖子上，勒出一道红印。
赵卫东的声音不大，像是压着嗓子在说话，胸腔里的气往外顶，顶得他的牙关咬得咯吱响。
陈建国看着他，没有动，没有躲，一个字都没有说。
赵卫东的手在发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