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夺中书省丞相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该到动手的时候了。促使我手起刀落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形势逼人紧。新朝建制，那些手握重权的开国功臣也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不该去的地方，这是最让我无法忍受的。
我将目标直接指向相权。我要借此机会将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各项权力夺回，对帝国的权力系统进行重新布局。这时候，废除中书省已经箭在弦上。他们的快乐已经越出了边界。他们适应了权力带来的愉悦，但他们没有适应我的王朝、我的律令和秩序，这是我无法容忍的。
夺回相权，就意味着要动一动那些功高盖主的开国功勋，这是一件让我很头痛的事，也是每一个开国君主都会遇到的最大难题。那些在帝国的第一轮权力分配中捞到实惠的大臣，想要让他们吐出已经吃到嘴里的食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擅自废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权制度和官僚制度，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要求。如果我要想坐稳大明江山，就不能跳出伦理政治的游戏规则而随心所欲。但对于我来说，不容易的事并不代表做不到。
我在内心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大臣犯了国法难容的重罪，那么我这个皇帝不就可以对当下的权力配置做出调整吗？要如何知晓阴影里的秘密？或许那就是他们存在的意义。
1. A面：裁撤丞相——皇权与相权的血色博弈
洪武十年（1377）六月，我出席了一次廷臣们召开的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当着胡惟庸为首的帝国领导班子成员的面说了这样一段话：
历史上，那些政治清明的王朝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政治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
这样的政治腔调在新任中书左丞相胡惟庸的耳朵听来，不过是我在为自己捞取一个开国皇帝应有的政治形象分而已。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专门设立了一个官署来处理所有的行政要件，这就是通政司。
一场要命的大手术
黑夜的屋顶上，亡灵的呼号穿云裂帛，只有活着的人浑然不知。我第一次命令御史们开始巡行全国各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下情上传。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向世人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我朱元璋准备为大明的权力系统动一场大手术，一场要命的大手术。
我不想做一个庸医，用望闻问切的手段唬人。通政使司每天将朝臣们的奏章进行收纳整理，然后呈报于我，让“实封直达御前”，然后再转交相关职能部门来分别予以处理。我要减少对官员的依赖，我决定用我代表我，而不是他们代表我。
我没有治国经验，很多制度都是参考元制而来。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大臣们所呈报的奏章要先经过中书省，其中三分之二的奏章由中书省直接处理，然后按照丞相批注的意见分别发往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如果奏章涉及军政大事，丞相当不了家，那么就要转呈我这个皇帝来做最后的拍板。
帝国官员的所有奏章都不能插上翅膀飞过中书省这一级，直接摆在我的案头。在丞相们看来，帝国官员的奏章是需要分级别类并且区别对待的。哪些内容能够让我过目，哪些内容不需要让我看见，这并不取决于我本人的好恶，而是由中书省来决定，也就是由丞相来决定。
对于丞相来说，这是他最乐于享受的一项政治福利。可对于我这个皇帝来说，这也是我在权力运行中最不能容忍的事。这等于架空我的皇权。在他们的门庭之外，每一个黎明和夜晚都聚集大批的人群。好人摇晃不定，坏人用钱铺路，那些黯淡的冤魂无人理会。我无法想象，他们背对着我，隐藏了多少秘密和恶念。
伸手必剁
我设立通政使司，是为了破解这一切秘密，铲除恶念。我要尽可能斩断他们伸得太长的手和毁掉他们的阴谋。我要他们对我既信赖又恐惧。胡惟庸的内心怕是早就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或许已经意识到，在往后的日子里，他所迈出的每一步都会异常艰难，并且每时每刻都处于我的监控之下。
通政使司就是一个夺权的部门，夺的不是别人的权力，而是丞相的权力。制度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多年来形成的权力程序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运行。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虽然出现了一个通政使司，但是丞相制度并没有马上消失。通政使司收上来的奏章还是要送达中书省，由丞相胡惟庸做最后的决断。
我要想知道朝臣们的奏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最终还得依靠检校们收集的情报。检校在无形之中就成了我安插于中书省的内线，除了监视中书省那些权力大鳄，就是替我这个当皇帝的掌握朝臣们的奏章内容，免得我当个冤大头。
通政使司在最初成立时并没有在权力系统内担当更多的职责，不过是充当了一个权力偏房的角色，作为中书省的秘书处仍然存在于帝国的权力体系中。
我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长期存在。我在洪武十一年（1378）的一次廷务会议上，曾经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说：“皇帝深居宫中，能够知晓万里之外的事，这主要是因为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自中书省，大小事务都要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才导致民情不通，以至于天下大乱。我要引以为鉴。”
我要随时掌握天下实情，随时掌握帝国官员的思想动态，就要撇开中书省。既然自己已经找到了治国安邦的密码，那么就不会再有丝毫动摇。我下诏，诸司今后奏事不要再报经中书省，直接向我这个皇帝奏报就可以了。我无法做到无条件的信任，也无法做到无条件的怀疑。我每天在这里忙碌，旋转得像一个陀螺，却始终无法解除内心的困惑和迷津。我经常会做一个梦，在梦里，我在干涸的河滩找到迷途的羊群和唉声叹气的母亲。母亲总是一个人。她在土地上劳作，周而复始的动作耗损着她的脊背。
想到父母，我的心就不由得收紧，就不由得为想念而流泪，为前半生颠沛流离的命运而怅然。
我这种集权的做法，让一个人坐不住了，此人便是胡惟庸。我这么做对手中握着相权的胡惟庸来说，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因为这样做从根本上动摇了丞相专权的根基。在此之前，胡惟庸利用手中的相权排除异己，打击政敌，靠的就是旧制中“奏事不许隔越中书”这一条款。
制度是王朝土壤里开出的花，而这朵花到底能开成什么模样取决于个人的命运和天性。
我怕自由。自由在理论上是永恒的，但在实践中则显得过分缥缈。制度是自由的对立面，如同笼中鸟与苍鹰的对话。制度赋予了丞相极大的权力。他可以任意扣压奏章，欺下瞒上。而那些六部长官就是想在我面前告丞相的御状也不无法做到，因为他们无权与我这个皇帝直接取得联系。如今颁布实施的新政打破了这一局面。六部官员可以绕过中书省，直接与我接上头。这样一来，胡惟庸的危机感顿生，他的丞相权力正在被我一步一步地架空。
皇帝的焦虑
开国之初，我还没有腾出手来梳理外廷势力，只是照搬元朝那一套，设立中书省，辅佐皇帝处理政务。我对权力的天空充满了向往，却对夜晚和星辰恐惧。自由会将一个人的影子带上天空，而恐惧会将他的敬畏之心洗劫一空。
中书省的权力结构设置是左、右丞相（后改名丞相），秩正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员。我不懂体制内的弯弯绕。在我看来，他们只是分工略有差异而已。
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大到可以总领百官，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就连帝国的一切命令及奏章也需要中书省呈转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