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我每天的生活变得极其规律——早上送儿子去幼儿园（他现在在我自己的幼儿园上学，我特意没有给他任何特殊待遇，和其他孩子一样），然后去办公室处理各种事务，下午接他回家，做饭，陪他玩，哄他睡觉。
儿子现在五岁了，比之前懂事了很多。
他知道爸爸走了，没有问过我太多，只是偶尔会在睡前突然冒出一句：“妈妈，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我每次都会抱着他，轻轻说：“不是不要我们，是他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暂时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没关系，妈妈在呢，妈妈一直在。”
他点点头，把脸埋在我的怀里，不说话了。
我知道他心里都懂。
现在的孩子，什么都懂。
只是他们不愿意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会让大人难过。
幼儿园步入正轨之后，我开始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报了一个瑜伽班，每周去两三次，舒展身体，也舒展心情。我还开始看书——那些放在书架上落灰了好几年的书，一本一本地拿起来读。
有一天晚上，我在读一本小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接起来，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你好，请问是中心幼儿园的园长吗？”
“是的，请问您是？”
“我是你们幼儿园一个孩子家长的朋友，”他说，“我姓陈，陈知行。我朋友家孩子在你们幼儿园上学，说你们那边办得特别好，想让我过来谈一下合作的事情。”
“合作？”
“对，我是做儿童绘本出版的，想跟你们幼儿园合作搞一个绘本阅读角，免费提供一批绘本，条件是允许我们在绘本上印我们出版社的Logo。”
我想了想：“可以啊，您方便的话，哪天来幼儿园面谈？”
“明天上午可以吗？”
“可以。”
第二天上午，我在幼儿园门口见到了陈知行。
他比我大几岁，大概三十五六的样子，个子很高，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很温和。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的第一眼，我的心跳了一下。
只是一下，很快就被我压了下去。
我带着他参观了幼儿园，给他介绍了幼儿园的情况和孩子们的需求。他很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在本子上记几笔，偶尔提出几个很专业的问题。
参观结束后，我们在办公室里坐下来聊合作细节。
“您的幼儿园确实做得很好，”他说，“我朋友跟我推荐了好几次，说他们孩子在这里特别开心，变化特别大。”
“谢谢，”我说，“也是家长们给面子，愿意给我们机会。”
他笑了笑：“我听我朋友说了你们幼儿园之前的事，能撑下来，很不容易。”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也没有回避：“是挺不容易的，但都过去了。”
“你一个人撑下来的？”他问。
“差不多吧，”我顿了顿，“我离婚了。”
话说出口，我才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我跟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男人说这些干什么？
他倒没有表现出意外，只是点点头：“一个人带孩子，更不容易。”
我笑了笑，没有再接话。
合作谈得很顺利，他提供的绘本质量很高，我挑了五十多本，准备在幼儿园里专门布置一个阅读角。
签完协议，他站起身，伸出手：“合作愉快。”
我握住他的手：“合作愉快。”
他的手掌很温暖，干燥而有力，握了两下就松开了，分寸感很好。
送他离开的时候，他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
“对了，”他说，“你儿子叫什么名字？”
“小名叫乐乐。”
“乐乐，”他笑了笑，“好名字。”
然后他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街角。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站了很久。
11
后来的事情，就像春天的树芽一样，自然而然地生长了出来。
陈知行开始频繁地来幼儿园。一开始是为了绘本阅读角的事情，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一些别的理由——“我在附近办事，顺路过来看看”“上次说好要给孩子们读绘本的，我今天正好有空”“乐乐上次说想看恐龙的书，我找到了几本送过来”……
我一个成年人，当然看得出来他的心思。
但我没有急着表态。
上一段婚姻的伤还在，虽然结了痂，但按压的时候还会疼。我不想再随随便便开始一段感情，更不想让儿子因为我的一时冲动再受到任何伤害。
所以我选择慢慢来。
他也很有耐心，从不越界，从不让我为难。
他来幼儿园的时候，会给孩子们读绘本，声音很好听，表情很生动，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乐乐尤其喜欢他，每次都缠着让他读了好几本才肯放他走。
有一次，乐乐拉着他跑到我面前，仰着小脸说：“妈妈，陈叔叔今天给我讲了霸王龙的故事，可好听了！你让陈叔叔天天来好不好？”
我蹲下来，捏了捏儿子的小脸：“陈叔叔有自己的工作，不能天天来。”
陈知行在旁边笑了笑：“没事，我可以多来几次。”
我抬头看他，他正看着我，眼神很温柔。
那一刻，我的心脏跳得很用力，几乎要跳出胸腔。
我低下头，假装在帮儿子整理衣服，把那张滚烫的脸藏了起来。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
幼儿园的生意越来越好，口碑越传越远，到年底的时候，孩子数量已经突破了一百，我不得不开始考虑扩大场地的事情。
法院那边也传来了消息——李建国在外省被抓到了。
他跑到了南方的一个小城市，躲在一家工厂里打工，以为时间久了就没人记得他了。结果警方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了他的行踪，在一个凌晨破门而入，把他从出租屋里揪了出来。
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审判。
我没有去看他。
婆婆给我打过电话，哭着求我写一份谅解书，说“他毕竟是乐乐的爸爸，你不能看着他坐牢”。
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拒绝了。
“妈，”我说，“他欠的不是我的钱，是那些孩子的健康，是那个差点死在ICU里的孩子的命。我没有资格原谅他，也没有权利替他求情。”
婆婆在那头哭得很伤心，但我挂了电话。
有些坎，我可以迈过去。
但有些事，我不能替别人做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