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二十分，闹钟还没响，陆景行已经起来了。
他轻手轻脚走进厨房，发现我比他更早，正在揉面，面盆旁放着一碗热粥。
“给你的，先垫垫。”
他在早餐店从最基础的活计做起，揉面、擀皮、蒸包子、煮粥、刷碗。
手被开水烫过，被菜刀切过，大冬天五点钟站在店门口吆喝，手冻得通红。
他终于体会到了我这十八年的生活，不是他以为的扫大街的简单日子，而是每一天都要跟疲惫和辛苦搏斗的、日复一日的坚持。
晚上收了摊，他趴在灶台旁边的小桌子上自学，从小学数学课本开始，加减乘除，九九乘法表，一道一道重新来。
没有学霸光环，一道两位数乘法他要算五分钟。
但他算出来了，靠自己的脑子。
他在草稿纸上写下“7×8=56”，盯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
日子一天一天过，他在我店门口支了个小摊位卖煎饼果子，手艺是我教的，每个步骤我都手把手带了十几遍。
第一天只卖出去三份，他有点沮丧。
我在旁边说，“我第一天摆摊，一份都没卖出去。”
第三个月，他一天能卖八十多份了。每天赚的钱分三份，一份交给我当食宿费，一份攒着，一份买学习资料。
他用了一年自学完初中数学，一年半学完高中数学，没有光环，没有气运，全靠一道题一道题地啃。
有时候一道题做两个小时做不出来，他把题目抄在手心，一边卖煎饼一边想。
三年后的秋天，他参加了成人高考。
成绩出来那天，他拿着成绩单站在早餐店门口，数学89分，英语72分，理综81分。
不算高，跟当年的748分天差地别。
但这每一分，都是他自己的。
他把成绩单拿给我看，我接过来扫了一眼，没什么表情变化，只说了句，“行，不错。”然后继续擀面。
他站在旁边，抿着嘴，眼圈红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口，“考上哪个学校？”
他说了个普通二本的名字。
我点了点头，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他，是一个新的手机，一千多块钱，“在大学里按时吃饭，别熬太晚。”
开学那天，他提着行李箱站在早餐店门口。
箱子里放着那个碎掉的最新款水果手机，我织的那条旧围巾，和那部崭新的一千多的手机。
他之前用攒了半年的钱买了一部一模一样的手机，附了张卡片塞在我的枕头下面，卡片上写着，“妈，这次是我自己挣的，不贵，但每一分钱都干净。”
他弯腰给我鞠了一个躬。
“妈，我走了。”
“嗯。”
“我每个月给你打电话。”
“行。”
“我放假回来帮你卖早点。”
“不用，好好学习。”
“那我回来给你织围巾。”
“你会织围巾？”
“我学。”
我笑了，是那种松弛的、舒展的笑，和三年前他刚到这座小城时看到的一模一样。
他转身走了几步，又回头，我站在早餐店门口，围裙还没解，手上沾着面粉，冲他摆了摆手。
他鼻子一酸，快步走了。
我回到店里，收拾桌子时发现了枕头下的卡片和手机。
我拿起那个一千多的手机，翻过来看了看手机背面，上面用修正液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妈永远是妈。”
我笑了笑，打开了手机。
沉寂了三年的系统面板，最后一次亮了起来。
屏幕上只有一行字，跳动了三秒，永远地熄灭了。
【检测到真实亲情值重新生长。非系统增益，不可剥夺。系统使命已完成，永久关闭。最终馈赠，平安喜乐。】
这份馈赠的归属人，是我。
后来的事，说起来也简单。
陆鹤鸣的公司因多年税务问题被查处，资产冻结，一夜破产。
宋曼琳卷款外逃被追回，当年遗弃婴儿的事被媒体曝光，身败名裂。
他们的小儿子瘫痪无人照料，被送进了福利院。
那个被他们嫌弃命格太硬而扔掉的孩子，其实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的运气，可惜他们亲手扔掉了。
至于陆景行，他在那所普通二本认认真真读完了四年，成绩不算拔尖，但每一分都是自己的。
毕业后他回到了我所在的这座小城，在早餐店旁边开了一家小辅导班，专门教基础薄弱的孩子，用最笨的方法，一道题一道题地讲。
每天早上，他会比我更早起半小时，把粥煮好，放在灶台上。
围裙挂在门口，上面的面粉印子，是母子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