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出生在河南中原的一个小村子里。母亲说，我是他们用命换来的孩子。
那一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最严，家里已经有了两个姐姐——马丽和马欣，按照规定，父母根本不能再生第三个。但他们心里始终有个执念：家里必须要有个男孩，将来才能扛起这个家。
为了躲避计生办的追查，母亲挺着大肚子，躲到了外婆家。在那里，她偷偷生下了我。可是生完的第二天，消息还是传到了村里，计生办的人风风火火地闯进了外婆家，要抓母亲去结扎，还要罚款。
“我儿子还小，不能没有娘！”母亲哭喊着，紧紧抱着我不放。
外婆也是个泼辣的老太太，直接抄起擀面杖就往计生办的人身上砸：“你们谁敢动我的闺女？！”
外公赶紧把母亲和我送上了一辆驴车，让父亲连夜带我们躲回了老家。可这事儿终究是瞒不住的，没过几天，村里就开始张贴通缉母亲的布告，说她是“超生逃犯”。
母亲只能继续东躲西藏，直到一年后风头稍微过去，父亲才偷偷找了熟人，用点钱把我的户口上报了——但为了掩人耳目，户口上，我成了二姐的“双胞胎”。
就这样，我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隐瞒与欺骗，而我对此一无所知。
《小卖部里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家里的小卖部度过的。
父母为了生计，在村里开了一个代销店。那时候，村里人家家户户都种地，物资匮乏，家里没钱去镇上买东西，村里的小卖部就是他们最重要的“百货商场”。
小卖部不大，只有一间屋子，木板搭的货架上摆着些白糖、味精、酱油，还有用玻璃罐子装着的糖果、瓜子和香烟。
“凯子，看着点店，别让狗子他们偷拿东西！”母亲总是这么吩咐我。
我坐在柜台后面，眨巴着眼睛，看着一群孩子趴在玻璃柜上，眼巴巴地盯着里面的糖果。他们有的拿着几分钱，想买一颗糖，但更多的时候，是伸手就想抓。
“别动！”我瞪眼。
他们嘻嘻哈哈地跑开，有的孩子不服气，还在门口骂我：“铁公鸡，扣死了！”
有一次，狗子趁我不注意，伸手抓了一把瓜子就跑。我气得追了出去，把他扑倒在地上，两个人在泥地里滚作一团。母亲见状，赶紧出来拉开我们，对着我的屁股就是一巴掌。
“为了几颗瓜子，你就跟人打架？”
我委屈地低下头：“他偷东西。”
母亲叹了口气，摸摸我的头：“咱家是做生意的，不能和人结仇。”
从那以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生意，不仅仅是卖货，还要会做人。
《命运的分岔口》
如果说小时候的我还不明白“身份”意味着什么，那么到了上学的年纪，我终于体会到了它的分量。
村里有两所小学，一所是我们村自己办的土砖房小学，老师是附近的老村干部，教得断断续续，连课本都不全；另一所是镇上的中心小学，有真正的公办老师，教学质量高，进了这所学校，就意味着未来能考上更好的中学，走得更远。
父母自然是想让我和马欣都去镇上的学校，但问题是，我们村的孩子想进中心小学，必须有镇上的户口，或者交一笔不菲的借读费。
“妈，我要去镇上的学校！”马欣坚定地说。
父亲马长河点了点头，母亲张秀兰更是毫不犹豫：“必须去！欣欣，你是咱家最有希望的，不能耽误了。”
然后她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下，叹了口气：“凯子，你也得去，不能落下。”
可是，一家两个孩子去镇上读书，光借读费就是一大笔钱。母亲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去找村支书求情，又托人去镇上的派出所活动户口，来来回回折腾了一个月，终于办好了手续。
就这样，1989年，我和马欣一起跨进了镇中心小学的大门。
《天生的落差》
上了镇上的小学，我才发现，自己和城里来的孩子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们的父母大多是镇上的干部、老师、医生，家里有收音机、电风扇，穿着崭新的白球鞋，吃着家里带来的水果罐头。而我，脚上是一双母亲纳的布鞋，书包是大姐马丽用剩下的，吃的午饭是从家里带来的凉馒头。
“你们农村的，能不能别那么土啊？”一个同学曾这样嘲笑我。
我气得满脸通红，却不知道怎么反驳。
相比之下，马欣就要顺利得多。她成绩优秀，老师喜欢她，同学们也愿意和她玩，甚至有几个城里的女生主动找她做朋友。
母亲知道后，满脸自豪地对父亲说：“你看，咱闺女就该生在城里，天生的好命。”
而我呢？我的成绩一般，性子野，和村里几个一起进镇上读书的孩子混在一起，经常打架闹事，被老师叫家长的次数比得奖的次数还多。
父亲每次都气得抡起扫帚就打：“你咋就学不来点好？”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小卖部门口，听着村里的收音机里播放的豫剧《朝阳沟》，心里说不出的憋屈。
我知道，自己终究和二姐是不同的。我生来就不是那个“天之骄子”，我是个普通人，甚至可能一辈子只能做个普通人。
可是，我真的甘心吗？
《改变命运的代价》
时间很快到了1995年，我和马欣都考上了镇上的初中，而大姐马丽已经上了高中，正在为未来的分配工作做准备。
这一年，家里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买城市户口。
那时候，城里户口的好处已经开始显现。城里人可以领粮票，有固定工作，孩子上学不用交借读费，甚至以后结婚生子都更有保障。而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哪怕考上大学，将来还是农村户口，找工作都困难。
于是，父母四处托人，找镇上的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个派出所的熟人，开价5000块钱，帮我们三个姐弟把户口迁到镇上。
“5000块啊……”父亲马长河皱着眉，这笔钱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
母亲狠狠心，把家里的积蓄全拿了出来，甚至还去亲戚家借了点。
“只要娃能有个好前途，咱再穷几年算啥？”她说。
就这样，1996年，我们三姐弟的户口正式从农村迁到了镇上，成了“城里人”。
村里人听说后，羡慕得不得了：“你们家这算是熬出头了！”
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个“城里人”的身份，日后却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沉重代价……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