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定的房间在走廊尽头。
那条走廊很长，我飘在最前面，回过头，看着他们。
妈妈走在左边，步履不稳，一只手扶着墙。
爸爸走在右边，双手握拳。
他们离得很近，却像是两个置身于不同世界的陌生人。
没有人说话。
那条走廊只有十几米，他们却走了很久很久。
我想起这条路我也走过很多次，只是方向相反。
每天下午五点，妈妈的车停在小区门口，我从爸爸家的方向跑过去，踩着同样长度的路，用同样的时间，奔向那一个小时。
跑到车边的时候，我会先在脸上挂好笑容，再敲车窗。
我怕她看见我一脸期待的样子会嫌我烦。
我学会了很多这样的小心思。
比如她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主动说“妈妈我今天不想出去玩，我们在车里坐一会儿就行”，这样她可以少费点力气。
比如她加班的时候，我会说“没关系，明天的一小时可以留到周末一起用”，这样她可以少欠我一点。
我用这些方式，把自己从一个麻烦，变成一个尽量不麻烦的存在。
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我还是没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让她想要主动抱一抱的存在。
推开房间门的是爸爸。
我没有再往里看。
我只是飘在门口，看着他们走进去。
然后，我听见爸爸喊了一声。
然后是妈妈，她什么都没喊出来。
我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
我以为我会哭。
但我没有。
从那个房间出来，爸爸直接蹲在走廊的墙边，把头埋进了手臂里。
他的肩膀在抖。
他是那种不会在人前轻易崩溃的人。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发高烧，他连夜开车送我去医院，在医院守了一整夜。
等我退烧了，我睁眼看见他，他只是对我笑了笑，说没事了。
他从不在我面前哭。
可现在他蹲在那里，肩膀止不住地抖着。
妈妈站在走廊中央，整个人像是灵魂被抽走了一半，直直地立着。
民警走过来，轻声询问了一些事宜。
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只是盯着走廊尽头的那道门。
然后，她忽然开口，声音干涩：
“孩子……孩子是怎么……”
民警如实陈述了。
说是公园里有目击者，见到一个孩子从高处滑梯甩出，磕到了花坛边缘。
之后她在现场独处了很长时间，没有人发现，也没有人救援。
等到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属于迟发性颅内出血，如果在受伤后两小时内送医，大概率可以救活。
两小时内。
妈妈的腿软了。
她缓缓滑下去，跌坐在冰冷的地面上，后背靠着走廊的墙，两手捂住了脸。
两小时。
那天下午，在她听着闹钟响，扶我站起来说“睡一觉就好了”之后。
她去了下午茶餐厅，去了商场，去试了一件又一件漂亮的裙子。
两个小时之内，她一直在离我越来越远的地方。
两个小时之内，我一个人躺在公园的花坛边上，再也没有站起来。
那天的闹钟，是她手机里设的提醒，铃声是我选的，是一首很欢快的儿歌。
她说这样更容易听到。
我后来想，也许她设这个闹钟，并不是为了提醒自己该来了，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走。
审讯室的桌上，民警摊开了一份询问记录，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着当天下午的时间线。
其中有一条，是目击者的证词。
一个带孩子在公园玩的阿姨，亲眼看见我从滑梯上被甩出来。
她说，当时现场有一个女人，妆容时髦，踩着高跟鞋。
她过来扶起了那个孩子，看了看，然后……走了。
就那么走了。
把孩子一个人留在那里，走了。
目击者阿姨以为那个孩子没什么大事，就只是出于礼貌问了一声，得知说“没事睡一觉就好了”，就也走开了。
等到傍晚，才发现那个孩子还躺在花坛边上，一动不动，已经没有了意识。
民警把这份记录推到了妈妈面前。
“这位目击者，描述的是您吗？”
妈妈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份记录，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那一刻，我屏住呼吸。
她终于开口了。
声音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那种，又轻又哑，像是已经没有力气了：
“是我。”
坐在她对面的爸爸猛地站起来。
椅子被他往后一踢，发出巨响。
他死死地盯着她。
“你，在那里。”
“孩子从高处摔下来，头磕了，她跟你说她头晕想吐，你就……就直接走掉了？”
妈妈抿着嘴，没有回答。
“你就让她一个人躺在那里，然后去喝下午茶了？”
他把最后那几个字几乎是吼出来的。
民警及时出声，压下了情绪。
但爸爸的眼泪已经落下来了。
他用手背抹了一把。
“我们的孩子……是被你亲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