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浙江沿海。
我在东南沿海漂泊了很多年，从浙江迤逦到福建，又从福建辗转至广东，沿着蜿蜒的海岸线一路行来，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枕着涛声的渔村，一个又一个浸着海盐气息的市镇。
这里的海是湛蓝色的，蓝得像一块被日光淬亮的宝石。
这里的风裹着咸涩的气息，咸得呛人，带着海风吹蚀礁石的苦意。
这里的人以海为田，捕鱼、晒盐、驾船为业。
他们说一种我听得懂又听不太懂的话——同样是汉语，但腔调软软的，糯糯的，像糯米团子。
他们叫我“北佬”，问我从哪来，我说从北边来。
他们闻言笑了，道：“北边正逢战乱，你跑到这海边来作甚？”
我说避避。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倭寇还没来。
我落脚在一个叫“石塘”的渔村。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是石头垒的，屋顶压着瓦片，瓦片上压着石头——怕台风。
村子前面是海，后面是山，山上是松树和茶树。
村里人过着朝起暮息的日子，天刚蒙蒙亮，男人便驾着渔船驶向茫茫海面，女人们则守在家门口，一边织补渔网，一边翻晒着码头上的鱼干。
我帮着修补渔网、挑水劈柴，换得一口粗茶淡饭。
他们收留了我，不问我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一个人走在路上。
村里有个老人，姓陈，大家都叫他陈老爹。他年轻时跑过海船，去过琉球、日本、吕宋，会说几句日本话。他的院子里挂着一把旧刀，刀鞘上的漆已经磨光了，刀柄上缠着麻绳。我问他那是什么刀，他说：“倭刀。日本人的。我年轻的时候，从一具尸体上捡的。”
“那尸体是谁的？”
“倭寇的。我跑船的时候遇上的。他们抢了我们的货，杀了我们的人。我和几个兄弟拼了命，杀了一个。我把他扔进海里，刀留下了。”他粗糙的手指缓缓摩挲过刀刃，指腹蹭过一道深深的豁口，那触感像蹭过一段凝固的岁月。“三十年了，我磨了三十年的刀，还是磨不平这道口子。”
我没有再问。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石塘村。
那天夜里，我坐在村外的山坡上，望着漫天碎钻似的星星。
海面上飘着一层淡淡的雾，像谁抖开了半幅素纱。
月亮被云遮住了，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光。
忽然，我听见了声音。不是风声，不是浪声，是船桨划水的声音——很轻，很密，像一群鱼在水面上跳。
我站起来，往海面上看。雾里出现了黑影。不是一艘，是一排，十几艘船，从雾里钻出来，像一群从海底浮上来的鬼魂。
这是倭寇用来侵扰沿海的船只，船头很尖，船身狭长，吃水很浅，划得很快。
船上没有灯，没有人说话，只有桨声，沙沙沙，沙沙沙。
这种船是用大木锯成木方联结而成，联结不用铁钉只用铁片，也不用麻筋、桐油弥缝，而是用草块塞漏隙，费材费工还不坚固。
我拼了命往村子里跑，双手攥成拳头，挨家挨户狠命砸门。“倭寇来了！倭寇来了！”
村子醒了。男人猛地从床上弹起来，一把抓起床边的鱼叉、灶旁的菜刀、墙角的扁担。
女人怀里紧紧搂着哭啼的孩子，跌跌撞撞地往外跑，朝着山上、朝着树林的方向拼命奔去。
老人跪在屋里，面朝墙壁，双手合十，嘴里念着什么——也许是佛，也许是祖先，也许只是“不要杀我”。
倭寇上岸了。据明代写实作品《倭寇图卷》及当时记载，他们发型是典型的半月形，上身穿着单衣，下身赤裸，光着脚，仅有兜裆布遮羞，正如记载中所言‘战士身无甲，冬夏一花布衫，下短裤轻捷如飞’‘每战，辄赤体提三尺刀’。部分头目有着特殊的装束，比如‘一先锋衣红锁金短袄’，还有‘贼首号二大王者，躯干魁桀。戴铜兜鍪，衣铜甲，束生牛皮’。
他们大多身着破旧衣物，身上还有刺青这类特有的标识物。
头发剃掉了头顶，只在后脑勺留了一撮，扎起来，像一根短棍。
腰里别着两把刀，一把长的，一把短的。刀在月光下闪着寒光。
他们跑得很快，像一阵风，从沙滩上刮过来，刮进村子里。
门被踹开，窗户被砸碎，火把被扔进屋里。
一个男人嘶吼着举着鱼叉冲出去，却被一刀劈在脖子上，滚烫的血喷溅而出，直直溅在墙根的泥地上。
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往外跑，跑了几步，被箭射中，倒在地上，孩子从她怀里狠狠甩出去，“咚”地砸在泥泞的地上，撕心裂肺的哭声刺破翻滚的火光。
没人敢停下来。
我站在村口。一个人从火光中跑出来——是陈老爹。他的手里握着那把倭刀，刀刃在火光中闪着暗沉的光。他冲到一个倭寇面前，一刀劈下去。倭寇侧身躲过，反手一刀，砍在他的肩膀上。刀锋切入皮肉，骨头裂开的脆响，像生生折断一根干硬的树枝，刺得人耳膜发疼。陈老爹跪了下去，倭刀脱手，掉在地上。他抬起头，看着那个倭寇。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清。
倭寇举起刀，劈下来。
天亮的时候，倭寇走了。走得像来时一样仓促又凶狠。
火还在贪婪地舔舐着断壁残垣，浓烟裹挟着焦味弥漫在村子上空，尸体横七竖八地歪在泥泞的路上、灰烬遍布的院子里、破损的门槛边。
我走到陈老爹身边，蹲下来。他的眼睛还睁着，直直望着天空，瞳孔已经散得没了焦点。
他的倭刀掉在他手边，刀刃上有一道豁口——磨了三十年，还是没有磨平。
我把刀捡起来，擦干净上面的血，插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
村里劫后余生的人，从光秃秃的山上挪下来，从密不透风的树林里钻出来，从阴暗潮湿的井里爬出来。
一个女人从井里爬出来，怀里抱着孩子，孩子已经死了。
女人不哭，只是抱着，一步一步地走，走到自家门口，坐下来，抱着孩子，不动了。
一个男人跪在自家的废墟前面，用手刨着碎砖，刨出了一只陶罐，陶罐碎了，粟米洒了一地。
他把粟米一粒一粒捡起来，放进衣襟里，手一直在抖。
我离开了石塘村，沿着海岸线漫无目的地走，向南，又向北。
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子，有的还在，有的只剩废墟。
废墟里有烧焦的房梁，有被打碎的陶罐，有被遗弃的鞋子，还有尸体——有的被埋了，有的没有。
无人掩埋的尸体就曝在路边，乌鸦扑棱着黑羽啄食腐肉，绿头苍蝇围着尸首嗡嗡作响。
我看见一个老人蹲在废墟里，用手刨着碎砖，刨出了一只陶罐，陶罐碎了，粟米洒了一地。
他把粟米一粒一粒捡起来，放进衣襟里。那双手，和陈老爹的手一样。
和陈老爹一样，在夜里被刀光斩断了。
胡宗宪是后来才来的。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沿海走了好几年。
他既没有武将的粗犷悍勇，也没有文官的儒雅斯文，倒像个精明的账房先生——事事都要算得一清二楚。
倭寇的人头、明军的饷银、倭寇的船队，每一笔他都算得丝毫不差。
胡宗宪以兵部右侍郎身份出任浙直总督后，在杭州设立总督衙门，彼时他手握军政大权，为了平定浙江倭患的需要，依照明代卫所制的军队编组形式，把沿海十几个卫所的兵力重新整合。
裁撤无用的卫所，归并有可用兵力的卫所，调走难以统辖卫所的兵力。
他还修了沿海的烽燧，从宁波到温州，每隔几十里一座，倭寇来了，白天放烟，夜里举火。
他登上了宁波城头的望楼，手指在城垛上敲着，一下一下，慢悠悠的，像在算一个什么账。
他看了很久，然后说：“倭寇不是打不完的。打不完，是因为你只在岸上等。等人家上了岸，房子烧了，人杀了，你再来打。你打一百次，房子烧了一百次。打到最后，房子没了，人也没了。”
沈渡曾在胡宗宪的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