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那天，是我一个人进的手术室。
没有家属，没有人守在门口。
签字时，护士把同意书递过来，轻声问我：
“真的没有联系人吗？”
我低头签下名字。
“没有。”
写完最后一笔时，我指尖有些抖。
我既害怕自己死在手术台上，可最后，害怕的好像是我压根还没好好享受过我的人生。
醒来的时候，头很沉，右眼那边像被什么压着。
医生站在床边，低声告诉我：
“手术算顺利，病灶控制住了。”
“只是右侧视野的损伤，后面恐怕很难完全恢复。”
我闭了闭眼，隔了很久，才问出一句。
“命保住了，是吗？”
医生点头。
“保住了。”
那瞬间，所有的爱恨都仿佛随着那场手术消散，重新醒来的我，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出院后，我去了南边的一座小城。
那里靠海，风很大，天也亮得早。
我租了一间小房子，一个人住。
每天按时吃药，按时复查。
状态好一点时，就背着相机出去走走。
相机是我婚前就有的。
后来结了婚，已经很久没碰过了。
现在再拿起来，手竟有些生。
第一天去海边时，我站在堤岸上，对着远处的海发呆。
旁边卖早点的阿姨看我站得久，笑着喊我。
“小姑娘，来坐会儿，风大。”
我愣了一下，慢慢走过去。
她给我递了一杯热豆浆，随口问：
“一个人来的？”
我点点头。
她也没多问，只说：
“一个人也挺好，清静。”
我捧着那杯豆浆，忽然有些想哭。
后来我开始常去海边。
拍潮水，拍天光，拍从礁石旁走过去的老人。
偶尔也会拍自己。
镜头里的我短了头发，右眼戴着深色镜片，额角还有一点淡淡的疤。
刚开始，我总觉得别扭。
可看得久了，也就习惯了。
人还活着，就已经很好了。
而另一边的消息，是共同朋友断断续续告诉我的。
顾砚深没有立刻来找我。
不是不想，是不敢。
他说他翻了我留下的旧账本，才知道这些年，我替那个家补过多少窟窿。
还有他创业最难那段时间，最后填上缺口的人，也是我。
妈也是那时才知道，我把自己的检查往后推了多少次。
她抱着账本掉眼泪，嘴里一直念着我的名字。
可听到这些时，我只是把镜头转了个方向，继续拍海上的光。
眼泪来得太晚了。
晚到我已经不想接了。
后来，阮棠宁被重新带去做了系统评估。
医生说，她认知受损是真的，可她不是完全不懂后果。
她知道怎么哭，知道怎么示弱，也知道，只要自己露出可怜的样子，所有人都会站在她那边。
这些习惯，不是一两天养成的。
是被整个家一起惯出来的。
听说顾砚深沉默了很久，最后把阮棠宁送回了爸妈那边。
她抱着他的手哭。
“我想跟你走。”
顾砚深站在门口，声音发沉。
“那不是你的地方。”
阮棠宁愣住了，眼泪啪嗒往下掉。
“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
顾砚深只回了她一句。
“以前，是我错了。”
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正在给照片调色。
我看着屏幕里那道海平线，忽然觉得很好笑。
有些错，承认并不难。
但很多人就是不愿意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