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计大会”拔得头筹、擢升正七品典账的喜悦，在虞清欢心里持续的时间，大概比一碗热汤凉透的时间还要短。前脚刚把赏赐的银子和宫缎锁进新分的、更大也更显眼的“典账”公事房那个带暗格的红木柜子，后脚，一股带着陈年脂粉香气和凛冽寒意的“东风”，就浩浩荡荡地吹回了六宫，顺便也把她这点微末的“喜气”吹得渣都不剩。
这股“东风”，姓刘，名贵妃。
禁足三个多月后，在小年祭灶的烟火气里，刘贵妃娘娘，悄无声息地，解禁了。没有盛大的仪式，没有皇帝的亲临安抚，就这么平平常常地，长乐宫的宫门重新敞开，宫女太监们进进出出，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仿佛之前那场御前对质、禁足夺权的风波，只是众人集体做的一场荒诞的梦。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绝不是梦。刘贵妃的复出，本身就传递着一个极其微妙的信号，陛下对这位宠妃的惩罚，到此为止。或者说，陛下需要她，或者她背后的势力，重新回到这个棋盘上。
至于原因？宫里的聪明人早已脑补出了无数个版本：或许是刘贵妃娘家在朝中使了力，或许是陛下觉得后宫需要“平衡”，或许是刘贵妃“诚心悔过”打动了天心，又或许……是为了敲打某个近来风头太盛、又刚升了官的“铁面”女史。
无论哪种，对会计司，尤其是对虞清欢而言，都绝不是什么好消息。
果然，贵妃娘娘“病愈”后第一次露面，是在腊月二十六的“辞年宴”上。虽然位次比之前略靠后了些，但依旧坐在皇帝下首不远，穿着一身崭新的、用金线绣着大朵缠枝牡丹的绯红色宫装，云鬓高耸，珠翠环绕，明艳照人，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大病初愈后的柔弱和恭顺，对着皇帝和皇后敬酒时，眼波流转，欲语还休，我见犹怜。皇帝神色淡淡，但也没驳她面子，饮了那杯酒。皇后更是温言勉励了几句“身子刚好，要好生将养”。
宴席上，觥筹交错，表面一片和乐。但虞清欢能清晰地感觉到，不止一道目光，有意无意地，从刘贵妃那个方向，像淬了冰的针，隔着人群，精准地刺在她身上。尤其是当皇帝例行公事般地对几位年底考评优异的官员说了几句勉励的话时，刘贵妃脸上那完美无瑕的笑容，似乎僵硬了那么一瞬，随即又笑得更加娇媚，只是握着酒杯的、涂着鲜红蔻丹的手指，骨节微微泛白。
宴会之后，刘贵妃的“敲打”和“刁难”，便像三九天里连绵不绝的阴雨，细密、冰冷、无孔不入地落了下来，精准地砸在会计司，尤其是虞清欢的头上。
先是宫中用度。尚宫局那边仿佛一夜之间集体患上了“重度健忘症”和“手抖症”。会计司申请领用的笔墨纸砚，不是颜色不对，就是数量短缺，再不然就是以次充好。送去浆洗的宫人衣物，回来时不是这里少颗扣子，就是那里开道口子。连每日的饭食，都开始变得“清汤寡水”，油星子都难得见到几颗。去理论？尚宫局的管事嬷嬷一脸为难：“哎呀，虞典账，实在对不住，今年宫中用度实在紧张，贵妃娘娘病愈，各宫都要紧着些，匀不出来啊。您多担待，多担待。”
用度紧张？紧到贵妃娘娘宫里夜夜笙歌，新制的衣裳首饰堆成山？
虞清欢没去争辩，也没去找孙嬷嬷诉苦。她让王女史将所有短缺、劣质、出问题的物品，一一登记在册，备注时间、经手人、事由。然后，她自己掏腰包，托小顺子从宫外采买了质量尚可的替代品。账，记清楚，但亏，自己吃。
接着是差事上的掣肘。但凡会计司需要与六局、尤其是与后宫用度相关的衙门协调办事，必定处处碰壁，事事拖延。去尚宫局核对某笔开销？管事的嬷嬷“恰巧”不在，或是“账册暂时调不出来”。去内务府申请调用旧档？福顺公公“公务繁忙”，让下面人“酌情办理”，这一“酌”，就不知酌到猴年马月。就连她去御膳房核对一笔正常的食材损耗，都能“偶遇”长乐宫去提膳的太监，阴阳怪气地说上几句“虞典账如今是陛下跟前红人，这点小事还亲自来？仔细别熏了您的官服”。
更绝的是，刘贵妃开始“关心”起宫中账目和新法推行。隔三差五，就以“协理宫务，需了解用度详情”为由，召会计司的人去长乐宫“问话”。有时是孙嬷嬷，有时是沈、严司计，更多时候，是点名“虞典账”。问的问题，从陈年旧账的一笔糊涂开销，到新法推行的某个具体细节，再到宫中某项用度的“合理性”探讨，角度刁钻，语气温和，却字字机锋，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抓住把柄，扣上“账目不清”、“新法扰民”、“靡费公帑”的大帽子。
虞清欢每次去，都像是去参加一场没有硝烟、却凶险万分的“答辩”。她穿着那身半旧的典账官服，低眉顺眼，有问必答，但回答的内容，必定严格依据宫规和账册记录，用词精准，数据确凿，绝不引申，绝不发挥，更不带任何个人情绪。遇到刘贵妃刻意引导或模糊不清的问题，她就以“此事涉及具体账目，需调阅原始凭证方能确定”、“新法章程乃内务府与会计司共拟，奴婢不敢妄言”、“用度是否合理，当依规制及历年成例比对”等官方辞令，滴水不漏地挡回去。
几次下来，刘贵妃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淡，眼神越来越冷，但一时也抓不住虞清欢什么实质性的错处。毕竟，虞清欢的账，做得是真清楚，新法推行，也确有实效。在皇帝明确表示支持、且虞清欢刚立了功升了官的情况下，刘贵妃也不敢做得太过分，明目张胆地打压。
但这股子无处不在的憋闷和掣肘，像一层厚厚的、湿冷的棉被，捂在会计司上下，尤其是虞清欢的身上，让人喘不过气，也使不上劲。账目重建的进度被严重拖慢，新法在其余四局的推广几乎停滞。孙嬷嬷等人也是满腹怨气，却又无可奈何。
虞清欢却像是完全没感觉到这令人窒息的压力。她每日依旧准时点卯，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典账公事房里。刘贵妃召见，她就去，恭恭敬敬，对答如流。不召见，她就埋头在堆积如山的账册和凭证里。只是，她看的账册，渐渐不再局限于会计司自身和六局的日常用度。她开始有意识地调阅、核对内务府下辖的、一些更为“外围”但油水可能也更丰厚的机构账目，比如“织染局”、“宝钞司”、“皮作局”等等。这些地方天高皇帝远，与后宫的直接关联不那么紧密，受刘贵妃的影响也相对小些。
她像是在狂风暴雨的海面上，找到了一处暂时还算平静的背风港湾，然后更加沉默、也更加专注地，打磨着她的“船”——手中的账册和算盘。
王女史和小顺子有时为她抱不平，她只是淡淡一笑：“贵妃娘娘关心宫务，是好事。我们做好自己的本分便是。账目清楚，是根本。其他的，不必理会。”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心底那簇因为绑架、火灾、警告而一度压抑下去的火苗，正在这看似平静的、专注的“查账”中，悄悄燃烧得更加旺盛，也更加冰冷。
刘贵妃的刁难，像是一道清晰的界限，提醒着她，在这深宫之中，仅凭“能干”和“忠心”，是远远不够的。想要真正站稳脚跟，想要保护自己和家人，就必须掌握更强大的力量，或是……抓住更有分量的“把柄”。
而“把柄”，往往就藏在那些看似枯燥、却可能牵扯着惊人利益的账目数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