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元年，八月末。京城的天，终于有了一丝秋高气爽的意味，虽然午后的日头依旧有些灼人，但早晚的风，已然带上了明显的凉意，吹在脸上，清清爽爽，将那夏日里积攒的、黏腻的燥热，一丝丝地剥离、带走。天空是那种澄澈的、近乎透明的蓝，几缕薄云懒洋洋地飘着，像是被水洗过的、最上等的蚕丝，随意地晾晒在天幕上。
位于京城东北隅的国子监，这所大周朝最高学府，平日里总笼罩着一层庄严肃穆、甚至有些古板沉闷的学术气息。高大的棂星门，幽深的庭院，参天的古柏，以及那些身着统一襕衫、行色匆匆、口中念念有词背诵着经义的监生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千年不变的、属于知识与权威的静穆画卷。
然而，今日的国子监，气氛却有些不同。不是喧闹，而是一种压抑着的、却又无处不在的兴奋与躁动，如同地壳深处奔涌的岩浆，虽未喷发，却已让地表微微发烫。原因无他，今日午后，在国子监最大的讲堂，“明伦堂”内，将举行一场特殊的“讲会”。
讲会的主题，并非某部艰深晦涩的儒家经典，也不是某位大儒的独家心得，而是当下最炙手可热、也最争议纷纷的朝政话题——新政利弊。
这倡议，最初是由几位在山西赵城县协助清丈田亩、亲历了“算学显威”和“雷霆一击”的国子监算学馆生员，回到京城后私下议论时提出的。他们亲眼见证了那些曾经在经义中被视为“与民争利”、“动摇国本”的新政条款，如何在具体的田亩数据、赋税账目、以及豪强倒台后的惠民措施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他们心中有太多感触，太多疑问，太多想要与人辩驳、探讨的冲动。
这提议，起初被学正、博士们以“学子当专心经义，不宜妄议朝政”为由驳回。但不知怎的，这风声传到了宫里，传到了皇后娘娘耳中。没过两日，国子监祭酒（校长）便接到了宫中谕示，大意是“学子关心国是，乃忠君爱国之表现。新政推行，正需集思广益。可在国子监内，以讲学论辩形式，就新政具体条款之利弊、施行之得失，进行探讨，以明是非，以广见闻。着祭酒妥善安排，但需引导学子以理服人，言之有据。”
有了这道谕示，祭酒大人自然不敢再拦，反而要大张旗鼓地操办起来。于是，“明伦堂新政利弊讲会”便定了下来，允许监生自由报名发言，也特邀了几位对新政有研究的博士、助教作为“点评嘉宾”。消息一出，整个国子监都轰动了。年轻学子们，正是血气方刚、胸怀天下、又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年纪，平日里被经义文章束缚久了，能有这样一个公开议论时政、展现才华、甚至可能“语惊四座”的机会，如何能不激动？
午时刚过，能容纳数百人的明伦堂，便已座无虚席。不仅座位坐满，连过道、窗边，都挤满了前来听讲的监生。人人伸长脖子，交头接耳，嗡嗡的议论声汇成一片低沉的声浪，在宽阔高耸的堂宇中回荡。空气里弥漫着墨香、年轻人的汗味，以及一种混合着期待、兴奋、紧张的特殊气息。
讲台上方，悬挂着孔圣人画像和“学达性天”的匾额。台下前方，设了几张长案，后面坐着祭酒、司业，以及几位被邀请的博士、助教，包括刚从山西回来的算学馆助教沈墨。沈墨今日穿着正式的青色官袍（虽是助教，亦有品级），面容沉静，但眼中却闪着与往日不同的、锐利而明亮的光。
讲会由祭酒简单开场，申明“以文会友，以辩明理”的宗旨后，便进入了自由发言环节。
最初站出来的，是一位面容清瘦、神情严肃的年轻监生，一看便是那种典型的、沉浸在故纸堆里的“正统”读书人。他先对圣像和师长躬身行礼，然后转向台下，声音朗朗，却是老生常谈：
“诸位师长，诸位同窗！学生以为，治国之道，首在教化，次在农桑，再次刑罚。此乃圣贤垂训，千古不易之理。今所谓‘新政’，侈谈‘劝农’、‘兴学’，看似冠冕堂皇，然其核心‘阶梯田赋’、‘女户’等条，实乃舍本逐末，动摇国本！《孟子》有云：‘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今以赋税之多寡变相夺民之产，岂是仁政？《礼记》明载妇人‘三从’之义，今倡‘女户’，使妇人自立门户，掌管家业，岂不伦常颠倒，纲纪紊乱？此等新政，看似利民，实为扰民；看似强国，实为乱国！学生恳请诸位，勿为新奇之说所惑，当恪守圣贤之道，秉持祖宗成法，方是正途！”
他引经据典，义正辞严，赢得了台下不少同样持保守态度的监生的暗暗点头。一些博士也捋须表示赞许。
但很快，就有不同的声音响起。站起来的，正是刚从山西回来的算学生之一，名叫李琰，个子不高，但眼神灵动，声音清脆：
“方才这位同窗所言，引经据典，学生佩服。然，学生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同窗。学生在山西赵城，亲眼所见，当地豪强张百万，占田何止千顷？其名下田产，经我等核算，隐匿、诡寄者，不下数百亩！而无数自耕农，仅有薄田数亩，却要承担沉重税赋，甚至因豪强兼并而流离失所！请问同窗，此等‘恒产’，是豪强之‘恒产’，还是小民之‘恒产’？‘阶梯田赋’意在抑制兼并，使耕者有其田，此非‘保民恒产’，又是为何？”
他顿了顿，不待对方回答，继续道：“至于‘女户’，学生在高平县，亲见一寡妇陈冯氏，夫死子幼，独力支撑门户，经营铺面田产，账目清楚，勤俭持家。其小叔、族老，不思帮衬，反欲夺其产业。若无‘女户’新政，此妇人与二子，何以存身？圣贤是教我们恤孤怜贫，还是教我们坐视孤寡受人欺凌，家产被人霸占？请问同窗，是那空泛的‘三从’大道理要紧，还是给无依无靠的妇人一条实实在在的活路要紧？”
李琰的话，没有引经据典，却用亲眼所见的具体事例发问，直指核心矛盾，顿时让那位引经据典的监生有些语塞，脸涨得通红，一时难以反驳。
台下响起一片低低的议论声，许多监生露出深思的表情。他们读圣贤书，自然知道“仁政”、“恤民”的道理，但往往停留在抽象的概念。李琰的描述，将那些抽象的“豪强”、“小民”、“寡妇”，变成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和事，冲击力截然不同。
这时，又有一位监生站起来，他是国子监里有名的“才子”，诗文俱佳，但家境贫寒。他声音有些激动：
“李兄所言，深得我心！学生在京，亦有所闻。新政‘兴学’，在直隶、江南试点，增拨学田，修缮学舍，寒门子弟入学，费用大减。家父来信，说家乡县学，今年多了十几个像学生这般的贫家子得以入学读书！敢问诸位，若无此新政，这些寒门子弟，可能有机会坐在这明伦堂中，与诸位同窗论道？圣贤有教无类，然若无朝廷新政扶持，这‘无类’之教，恐怕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唯有富家子弟能够享有！新政‘兴学’，是真正在践行圣贤‘有教无类’之理想，是真正的‘教化’之本！何以说是‘舍本逐末’？”
他的话，引起了更多寒门出身监生的强烈共鸣，许多人忍不住低声叫好。
讲台上的沈墨，看着台下这激烈而富有生气的辩论，眼中露出欣慰之色。他轻咳一声，开口道：“诸位同窗，方才所论，甚好。治国理政，既需明大义，亦需察实情，通权变。经典固然是圭臬，然时移世易，若固守条文，不知变通，反失圣人本意。譬如算学，勾股之数，千古不变，然用之测地、治水、理财，则需因时因地，灵活运用。新政诸条，是否合乎时宜，是否利国利民，非是空谈义理所能定论，当以事实、数据、成效为据。”
他看向李琰：“李琰，你将你们在山西核算田亩、揭穿隐田诡计的具体方法与数据，与诸位同窗分享一下。还有，山西抄没豪强逆产后，用于平粜粮米、以工代赈、慈幼施药的具体款项与成效，也大致说说。让同窗们听听，这新政在地方上，到底是如何‘扰民’，又是如何‘惠民’的。”
李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