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三年的春天，像是被前两年那通胡搞的海贸、火炮、工坊给惊着了，来得格外迟疑，也格外用力。惊蛰都过了好几天，天还阴一阵晴一阵，吝啬地洒下点带着冰碴子的雨丝，把京城那些刚刚敢冒出点绿意的柳条，又抽打得蔫头耷脑。可这天气的反复无常，却丝毫没能挡住另一股在帝国肌体深处悄然涌动、并开始冒出汩汩新泉的“暖流”——一股名为“实学”的新风，正从几处看似不起眼的角落吹起，渐渐拂向那些千百年来被“之乎者也”和“子曰诗云”熏染得有些板结的“书院”土壤。
这风的源头，说起来，还得怪到那位如今已是靖海伯兼海贸总督的郑芝豹，和那几门一炮轰出个新时代的红夷大炮头上。
自打“威远”号一炮定乾坤的故事，被说书先生添油加醋、被朝廷邸报连篇累牍地渲染之后，那原本在士大夫眼中属于“奇技淫巧”、“匠气小道”的“实学”——算术、几何、天文、地理、乃至火炮原理、造船技术——忽然间，就镀上了一层令人无法忽视的、闪着金边和血光的实用性光芒。以前读书人谈这些，那是“玩物丧志”，是“小道可观，致远恐泥”。可现在呢？不会算账，你怎么跟蕃商谈买卖？不懂几何，你怎么看海图、算炮距？不知天文地理，你怎么跑船、怎么预测风雨？不懂点粗浅的物理，你连新式织机怎么转的都可能搞不明白！
这股风，最初是在那些与海贸、工坊联系紧密的地方，悄然刮起来的。比如，在正在大兴土木的天津卫，离新建的北洋贸易港工地不远，有个原本半死不活的私人书院，叫“津门草堂”，主人是个屡试不第、心灰意冷、却对算术和地理颇有兴趣的老秀才。他看到港口工地那些测量、绘图、计算土方的匠人和小吏，忙得脚不沾地，工钱还高，心里就活泛了。他把自己那点压箱底的算学、测量知识整理出来，又托人从京城淘换了些西洋传入的简易几何、比例书籍，在书院原有的“四书”讲解之外，悄悄加开了一门“杂学”课，美其名曰“经世致用之辅”。
起初，只有几个实在读不进“圣贤书”、或者家里等着米下锅、想早点找条出路的贫寒学子，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听。可听着听着，他们发现，这老秀才讲的“勾股测井”、“三角量地”，竟然真的有用！帮港口工地算了几次土方，得了些赏钱；帮某个小商号理了理糊涂账，得了顿饱饭。虽然还是被正经读书人看不起，说是“术数小吏”，可实实在在的好处，是骗不了人的。渐渐的，“津门草堂”的“杂学”课，居然有了点名气，连一些家里开着铺子、或者与港口生意有牵扯的富裕人家，也悄悄把子弟送过来，不求科举，只求能学点实用的本事，将来好接手家业，或者去市舶司、工坊找个差事。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宁波。那里海商云集，蕃货如山，对能写会算、通晓番情、甚至略懂几句夷话的人才，需求极大。本地一位致仕的礼部小官，眼见此景，索性把自己在城外的一处别业改成了“明州书院”，公开打出“经义为本，实学为用”的旗号。他聘请的“教习”里，不仅有熟读经史的老儒，还有从市舶司请来的、精通关税计算和货物鉴别的小吏，有从蕃商那里挖来的、能说简单日语、暹罗语的“通事”，甚至，还不知从哪里请来了一位据说曾在西洋传教士那里学过几天、会摆弄简易“千里镜”和“自鸣钟”的怪人。书院教授的，除了四书五经，更有“海国图志”、“关税则例”、“商用算术”、“夷语初阶”等闻所未闻的课程。
这“明州书院”一开，顿时在宁波乃至整个浙东引起了轰动。褒贬不一。守旧的士绅骂其“不伦不类，有辱斯文”，是“引夷入夏”。但更多的商人、乃至一些比较开明的地方官员，却看到了其中的价值。许多海商子弟，还有那些自觉科举无望、又想谋个出身的普通读书人，纷纷慕名而来。书院虽然收费不菲，但依然人满为患。
这股新风，甚至吹到了内陆。在湖广的武昌，依托长江水运和新兴的工坊，也出现了类似的书院，教授内容除了算学、地理，还加入了“水利概要”、“农器新识”等更贴近内陆生产的科目。在四川的成都，因着与藏地的茶马贸易和本地井盐开发，也有书院开始讲授“贸易筹算”、“矿物辨识”等实用知识。
这些新兴的、讲求“实学”的书院，虽然还远远无法与那些传承数百年的著名书院（如岳麓、白鹿洞等）相提并论，在主流士林眼中，更是“旁门左道”、“功利至上”，但它们代表着一种静悄悄却不可忽视的转向：读书的目的，除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套高大上的空泛理想，开始与现实的生产、贸易、技术需求，发生了切实的勾连。学问的价值，不再仅仅由能否在科举中写出花团锦簇的八股文来衡量，也开始被“能否算清一笔账”、“能否看懂一张图”、“能否与蕃商说上两句话”这样的实际能力所部分定义。
当然，阻力无处不在。那些正统书院的山长、大儒们，对这股“歪风”深恶痛绝，认为是“坏了读书人的心性”，“将圣贤之道与锱铢之利混为一谈”，纷纷撰文抨击，告诫门生远离。许多坚持“科举正途”的学子，也对这种“杂学”嗤之以鼻，认为那是“贩夫走卒”之学，非君子所为。
然而，趋势一旦形成，便如春草萌芽，难以遏制。尤其是在皇帝和皇后似乎对此乐见其成、并未出手打压的默许态度下，这股“书院新风”便如同原上野草，在旧有秩序的边缘和缝隙中，顽强地蔓延开来。
京城，国子监。这座最高学府，虽然依旧被浓厚的经学氛围所笼罩，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算学馆和格物科的学生，虽然还是少数派，但走在校园里，腰杆似乎比以往挺直了些。他们不再仅仅被看作“怪人”，偶尔也会有其他监生，拿着些从家里带来的、关于田亩、账目、或者新奇器械的问题，偷偷跑来请教。那位曾率算学生赴山西、立下大功的助教沈墨，如今已是国子监司业，他正在积极筹划，试图在国子监内，增加一些与新政、海贸、工坊相关的“实务讲座”，并编纂更系统、更实用的“实学”教材。
养心殿里，萧景宸看着各地密报中关于这些新兴书院的零星信息，对虞清欢笑道：“清欢，你看到没？这人心啊，就像水，总是往低处流。以前是往‘科举’这一个坑里流，现在，海贸、工坊、新政，挖出了好几个新的坑，水自然就分着流过去了。堵是堵不住的。”
虞清欢正在看内务府送来的、苏州“女子技能学堂”第一期的学业考核报告，闻言抬起头，微笑道：“陛下说得是。这股新风，虽起于微末，却关乎国运。只读死书的书生，治不了如今这纷繁复杂的天下。我们需要既明经义，又通实务的人。只是，这股风，还需引导，莫要让它变成了只知逐利、毫无操守的歪风。”
“引导？”萧景宸沉吟道，“或许，是时候给这‘新风’，一个更名正言顺的出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