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二十年，仲夏。广州城。这座千年商都，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后，已经膨胀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城墙之内，早已容纳不下激增的人口。城墙之外，原本的农田和果园，被一片片杂乱无章、密密麻麻的棚屋和简易楼房所吞噬。这些新扩展的区域，被称为“新城”，它们没有规划，没有像样的道路，没有排水系统，像是一块块补丁，胡乱地缝缀在古老的城市肌体上。
走进这些“新城”，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狭窄的巷子，仅容两三个人并肩通过。头顶上，晾衣杆横七竖八地伸展着，挂满了各种颜色的衣物，如同万国旗一般，将本就昏暗的天光切割得更加破碎。脚下，是坑坑洼洼的泥路，积着浑浊的污水，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垃圾堆在墙角，无人清理，引来成群的苍蝇和老鼠。空气中，混杂着汗味、油烟味、霉味、以及厕所的骚味，浓烈得几乎能让人窒息。
在这种环境下，疾病成了家常便饭。痢疾、疥疮、肺结核，在密集的居住区里悄然蔓延。惠民医署的大夫们，每天都要接诊大量来自“新城”的病人，但他们手中的药品和资源，相对于庞大的病患群体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除了卫生问题，治安问题也同样令人头疼。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鱼龙混杂，偷窃、抢劫、斗殴等案件，发生率直线上升。一些地方，甚至形成了由地痞流氓控制的帮派，他们收取保护费，欺压良善，成为城市肌体上的毒瘤。广州府的衙役们，疲于奔命，却依然无法遏制犯罪率的上升。
这天傍晚，在“新城”的一条巷子里，一个刚从工坊下班的年轻女工，被两个流里流气的混混拦住了去路。他们嘴里说着污言秽语，动手动脚。女工吓得尖叫起来，拼命挣扎。就在这时，一个路过的中年汉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上前呵斥了几句。那两个混混不但不怕，反而拔出匕首，威胁那汉子少管闲事。眼看一场流血冲突就要发生，幸好一队巡逻的衙役及时赶到，才将那两个混混制服，解救了那女工。
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广州的“新城”里上演。
景和二十一年，春。江南，鱼米之乡。往年这个时候，田野里应该是一片绿油油的秧苗，农民们正忙着春耕。可如今，在苏州、杭州、宁波等工商业发达城市的周边，大片大片的良田，正在被一种新的、不可逆转的力量所吞噬——工厂、仓库、码头和住宅区。
这种吞噬，是以一种看似“合法”的方式进行。那些在工商业中积累了巨额财富的老板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拥有工坊和店铺，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土地。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从官府手中，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城郊大片农田的使用权，然后将这些农田推平，盖上新的厂房，或者建成仓库和住宅区，出租或出售给那些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口。
一个姓钱的丝绸商人，在苏州城外，一口气买下了三百亩上好的水田。这块地，是他通过贿赂苏州府的一位主簿，以“工业用地”的名义拿下的。实际上，他只用了一半的地来扩建工坊，剩下的地，他转手就卖给了几个房地产商人，让他们盖起了密密麻麻的出租屋，赚了个盆满钵满。
而那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处境则十分悲惨。他们祖祖辈辈依靠土地为生，除了种地，没有别的技能。土地被征用后，他们虽然得到了一笔补偿金，但那点钱，在飞涨的物价面前，很快就花光了。他们不得不像那些外来移民一样，涌入城市，去寻找新的活路。但他们年纪偏大，又没有一技之长，很难在工厂里找到工作。最终，很多人只能沦为城市里的流民，或者在工坊里从事最苦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
一个叫老周的老农，世代居住在苏州城外的周家村。去年，村里那几百亩祖辈传下来的水田，被一个姓钱的老板买走了。老周和其他村民，被迫离开了家园。他用那笔补偿金，在城里租了一间狭小的房子，试图找份工作。可他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工坊的老板嫌他年纪大，手脚慢，都不愿意要他。他跑了整整一个月，也没有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眼看着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老周心急如焚，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他开始后悔，后悔当初不该那么轻易地卖掉那块地。可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地已经没了，家也没了，他就像一棵被连根拔起的老树，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里，茫然地寻找着可以扎根的土壤。
米市大街是京城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粮食，在这里交易。往年这个时候，新粮上市，粮价都会有所回落。可今年，情况却有些反常。米铺门口，排起了长队，但粮价不仅没有下跌，反而比上个月涨了一成多。
一个提着米袋的老太太，看着米铺门口挂出的价牌，忍不住抱怨道：“这米怎么又涨价了？还让不让人活了？再涨下去，老婆子我就要喝西北风了！”
旁边一个同样来买米的中年汉子，叹了口气，说道：“听说是因为南边很多地，都改成工厂和码头了，种粮食的地越来越少。再加上今年有些地方遭了旱灾，收成不好，所以粮价才涨得这么厉害。”
老太太一听，更着急了：“那可怎么办？这粮食是命根子啊！没了粮食，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
老太太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随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的良田被占用，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也在不断流失。这导致粮食产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需求的增长速度。而一些嗅觉灵敏的粮商，则趁机囤积居奇，炒作粮价，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粮价的上涨，首先冲击的是那些城市里的低收入群体。他们每天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钱，大部分都要用来买粮食。粮价一涨，他们的生活水平，立刻就会下降。一些极端贫困的家庭，甚至可能因此而陷入饥饿。
在京城的一处贫民窟里，一个叫刘婶的女人，正对着空空的米缸发愁。她的丈夫在码头当搬运工，收入不稳定。她自己则靠给人家洗衣服，赚点零钱补贴家用。家里有三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大。以前，粮价便宜的时候，她还能勉强让孩子们吃饱。如今粮价一涨，她就不得不精打细算，把每天的稀粥，做得更稀一些。
看着孩子们因为吃不饱而瘦削的脸庞，刘婶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她不明白，为什么报纸上天天说“盛世”，说“繁荣”，可她们家的日子，却越过越艰难了？
粮价的波动，不仅影响到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引起了朝廷的高度警惕。萧景宸和虞清欢深知，粮食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如果连老百姓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再多的辉煌成就，也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他们紧急召见了户部和农部的官员，商讨对策。有人建议，应该动用国库储备粮，投放市场，平抑粮价。有人建议，应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兴修水利，改良品种，提高粮食产量。还有人建议，应该限制土地用途变更，保护基本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