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朝会之后，户部紧接着公布了一份更加详细、也更加震撼人心的《景和十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这份公报，用一系列精确到个位数的数据，将新政十年来的成果，量化地呈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公报显示，景和十年的全国耕地面积，比景和元年，增加了将近两成。粮食总产量，更是增长了近五成，不仅彻底解决了国内的粮食问题，还有余力进行战略储备和出口。全国人口，也从景和元年普查时的一亿两千万，增长到了一亿五千万。这多出来的三千万人口，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帝国国力和劳动力的增长。
在工商业方面，数据的增长，更加令人瞩目。景和十年的全国商税收入，是景和元年的八倍！海关关税收入，更是增长了十二倍！全国登记在册的、使用蒸汽动力的大型工坊，从零增长到了三百余家。这些工坊，遍布纺织、冶炼、造船、食品加工等各个领域，年产总值，高达数千万两白银。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数据也同样亮眼。十年间，全国共新建和改建标准官道，超过五万里。新疏通的运河里程，也超过了三千里。这些道路和运河，如同帝国的血管，将各地的商品和人员，高效地输送到需要的地方。
在教育方面，全国官学数量，从景和元年的一百多所，增加到了三千多所。在校学生人数，更是突破了五十万人。其中，女子学堂的学生，也达到了五万人。这些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人，正在成为帝国各行各业的新鲜血液。
在医疗卫生方面，惠民医署的数量，也覆盖了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州县。婴儿死亡率，比十年前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人均寿命，也提高了将近五岁。
这一连串的数据，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串联起了景和十年辉煌的历程。它们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加具有说服力。那些原本对新政心存疑虑的人，在看到这些数据后，也不得不心悦诚服。那些曾经试图否定新政成就的人，在这些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也变得哑口无言。
当这份统计公报，通过《京华晨报》等媒体，传播到全国各地时，整个帝国都沸腾了。人们为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而感到自豪，也为能够亲身参与这场伟大的变革而感到荣幸。虽然前路依然漫漫，虽然挑战依然存在，但至少在这一刻，所有人都坚信，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景和十年，注定将被载入史册，成为一个值得所有大周子民，永远铭记的辉煌坐标。
景和三十三年，春。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紫禁城文华殿内，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数十位须发皆白、或正值壮年的法学大家、能臣干吏，正围坐在一张巨大的、铺满了各种典籍和卷宗的圆桌旁，时而激烈辩论，时而奋笔疾书。空气中，弥漫着陈年纸张的墨香，以及一种混合了兴奋与紧张的、如同开国般的气息。
这里，正在进行着一项足以载入史册的宏大工程——修订《大周律》。
大周立国百余年来，所使用的律法，主体框架仍是开国时制定的《大明律》的修订版。这部律法，在维护封建纲常、巩固皇权统治方面，可谓尽善尽美，但随着景和新政的深入推进，各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矛盾纠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部古老的律法，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许多在新政中出现的新事物，比如股份制公司、劳动合同、技术专利、海关监管、环境污染等等，在旧律中，要么找不到对应的条款，要么规定得极其模糊，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萧景宸和虞清欢，对此早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深知，新政的成果，如果不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如同建在沙滩上的城堡，随时都有被浪潮冲垮的危险。因此，在景和十年的辉煌总结之后，他们做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启动这部《大周律》的全面修订工作。
主持这项工作的，是素有“铁面冰心”之称的大理寺卿，沈度。此人是景和二年科举的探花，以精通律法、刚正不阿而闻名。他接手这项任务后，深感责任重大，几乎住在了文华殿，废寝忘食地审阅着堆积如山的旧案卷宗和各地报送上来的疑难案例。
修订律法，绝非易事。它不仅要考虑法律的严谨性和逻辑性，更要考虑社会的接受程度和执行的可行性。每一项条款的增加、删除或修改，都可能牵动无数人的利益，引发激烈的争论。
例如，关于“保护雇工”的条款，就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一些代表工坊主利益的官员，强烈反对增加对雇工权益的保护，认为这会增加用工成本，束缚工商业的发展。而一些出身寒门、了解民间疾苦的官员，则据理力争，认为如果不保护雇工，任由工坊主压榨，势必会激化社会矛盾，重蹈白莲教之乱的覆辙。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还是沈度拍板，他引用了大量西洋国家的劳工法案案例，并结合大周的实际国情，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既明确规定了雇工的最低工时、最低工资和基本工作条件，也保留了工坊主在一定范围内的管理权和奖惩权。这个方案，虽然不能让双方都完全满意，但最终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