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先生离开我们到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已经整整十一年了。可是他并没有死，他还是活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而且将永远活在广大中国人民的心中，他是不朽的。
但是，当中国文教界群起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后（电影《武训传》是应该批判的），接着又有人批评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从此，人们就好像渐渐把陶行知先生遗忘了。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就使我的心中好像展开了一场战斗，使我整夜无法入睡。本年六月一日，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情不自禁地提出了要求对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的问题，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我有关陶行知先生的一段话，我就连日接到各处来的电话，各处来的信，还有我朋友亲自到家里来，表示一致同意我的主张。从上海、济南等地来的信中甚至于说，他们是含着眼泪读完我的发言的。这种眼泪，当然是对陶先生的追怀和对我的同情所流出来的同情之泪啊！
这样就充分证明我要求对于陶行知先生给以重新评价，一点也没有包含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成分。当然，我也毋庸讳言我个人同陶行知先生的私交和友谊。陶先生是我的知己，也是我的老师，特别是在他要离开我们的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我是处处把他当作一个榜样来效法的。
那时，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将要结束的时期，或者说，就是抗战结束时期的前后，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的血腥统治，愈来愈残酷。在昆明，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并且公开地说，在重庆要暗杀我，在上海要暗杀沈钧儒老先生、陶行知先生等人。陶行知先生一闻此讯，就一面与反动派搏斗，一面准备着死，他致死的脑溢血症就是从这样产生的。这一点就值得我向他学习。而最重要的，还在于那一个时期，他彻始彻终地忠实于中国共产党，忠实于中国人民的一切表现。
他那时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但他已明确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到最后胜利，因而竭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许多艰难困苦、狂风暴雨的岁月中，有许多人都动摇过，我从人缝中看到许多不大自然、不大正常的面孔，只有陶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不改色，屹立不动。
不错，他有他自己领导的生活教育社，可是，实质上生活教育社也是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在生活教育社和《生活教育》这一个刊物里面，就有许多共产党的同志。例如戴伯韬、刘季平就是那时《生活教育》主要编辑和撰稿人。
不错，他还有他自己所办的学校，那时主要是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可是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里面，也有许多共产党的同志。我很清楚地知道：有些地下工作的党的同志，感到要被暴露了，陶先生就主动地把他们掩护到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里面去。
还有，他那时曾经是中国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他发行过一个刊物，要我来主编，这个刊物叫做《民主星期刊》。这个刊物当然是受民主同盟领导的，但实质上也同样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我没有主编一个刊物的经验，我和陶先生商量就主动地请胡绳同志来帮我编。《民主星期刊》的撰稿人，也有许多是党的同志，例如张友渔同志就常常以“若愚”的笔名在《民主星期刊》上发表文章。至于发行《民主星期刊》的方针、任务，更是全面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日本投降后，这个刊物还推广发行过上海版和北京版。这都是由陶先生在上海和北京的关系搞出来的。陶先生就有这样一种本领和这样一种威信，在反动统治的严密封锁下，他总能冲破一关又一关。
总之，那时陶先生所领导的生活教育社，所主办的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和以民主同盟重庆市支部主任委员的资格发行的《民主星期刊》，无一不竭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没有一件事、一个时候离开过共产党的领导。这些都是值得我向他学习的榜样，而且是值得我向他学习的具有历史性的无比辉煌的榜样。他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是以师礼事之的；同时又是我的知己，我们彼此互相深知，尽管海枯石烂，都不会有那一天肯离开中国共产党。
陶先生是我所尊重的一位老师，一位朋友，同时，他也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尊重，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尊重。广大的中国人民不仅尊重他，而且热爱他，这是由于他也热爱中国人民。在育才学校附近，有一个地主的长工，在农忙中跌坏了手，地主看他残废无用了，就辞退了他的工作。陶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校工把那个长工用“滑竿”抬到学校里来，再送到北碚医院里去医，等到手医好了，陶先生就留他在育才学校工作。在抗战前，陶先生在上海大场办山海工学团，教育民众，免费请老百姓来读书，没有功夫来的，就把小先生送上老百姓的门去教他们；他还买了两部抽水机，轮流借给农民引水灌田，买了一部播种机，轮流借给农民播种，所以农民都把陶先生看做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个人的生活非常简朴，终年穿一身蓝布料的学生装和土布鞋，但对地下工作的党的同志和民主朋友的困难、穷苦、饥饿则不时把他等于行乞募捐得来的办育才学校的经费，拿来接济他们；而对于育才学校学生的全部衣、食、书籍、卫生等费用，都由他一肩担负下来，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还要和他找种种麻烦。学校的经费常常是朝不保夕的，他为着奔走学生的衣食，他常常说：我整天都是在和米赛跑。经费是如此困难，环境是如此恶劣，有朋友劝他说：“我看你是抱着石头游泳。”他微笑着说：“不！我是在抱着爱人游泳哩！”这样，他就在中国广大人民和他的同志、朋友、学生中间扎下了无比深厚的根。所以陶先生在上海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出后，无论识与不识，莫不感慨叹息，热泪盈眶，甚至有放声大哭的，特别是经陶先生医好了手留在育才学校工作的那位长工，打听到了我们在重庆为陶先生开追悼会的日期之后，便星夜赶到重庆，在陶先生的灵位前哭他、祭他，还拿出他血汗的工钱买了一副挽联，要我们给他写上他对陶先生要说的话。劳动人民对陶先生的死去该是如何依恋不舍啊！
此后，每逢陶先生的忌日，他的生前的同志、朋友、学生总要开会纪念他，而这些纪念会可以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的。特别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大陆上解放了全中国，1949年的7月25日，便由生活教育社发起，在党的领导下，开了一次更为盛大的纪念会，党的许多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纪念会。我记得很清楚，党的老教育家徐老（特立）也参加了这次纪念会，并在这次纪念会上讲了话，中间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我曾经有过一个别号，叫做“师陶”，陶就是陶行知先生。这些过去的事，都一一隐藏在我的心里，有时就不免要回想起来，在今年陶先生的忌日，我写这篇文章来纪念他的时候，更不能不令我回想起来。
照说，过去文教界批评电影《武训传》，应该是与陶行知先生也在一个时期推崇过武训，不能相提并论的。陶先生那时搬出武训，只是在武训行乞兴学这一点上，与他也等于行乞募捐来办教育是相同的。特别是由于他所处的环境，他办教育所要培养的后一代，其旨趣与武训根本不相同，因而受到反动统治的摧残压迫，于是想到把武训搬出来作他的掩护。这种苦心，他是曾经对我讲过的。
照说，批判杜威的生活教育，也不应该与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相提并论。杜威的哲学是实用主义的哲学，也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否认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性，把资本主义看做是万古长存的，把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看做是合理合法的，因而杜威的生活教育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杜威所看到的生活，也只是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