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评价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孙犁于现实和浪漫的困境徘徊犹豫的心境。从写意人物水生嫂到抒情的写实人物春儿，再至形象模糊的九儿；从水生夫妇朴实明快的恩爱到战争风云里春儿和芒种浪漫的爱情历程，直至九儿和六儿在阶级对立里分化的爱情；从浪漫的抒情到感伤地追忆童年、理性地思考现实：这一系列的变化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家在应和着时代要求与张扬文学主体意识的双重标准下举步维艰的焦虑与无奈，这使得孙犁小说中乡土浪漫的精神气质呈现出悖离浪漫主义的趋向。幸好，政治运动和病魔遏制了孙犁的这种倾向，1956年后，孙犁中断了他的小说创作，让“荷花淀”的浪漫气息定格于历史的瞬间，成为永恒。
论苏青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
——从《我看苏青》及张爱玲的洞见与执迷谈起
冯兰程小强
作者简介：冯兰，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程小强，文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虚无主义文学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9BZW137）的阶段性成果。（1. 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27；2.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宝鸡721013）
内容摘要：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对冰心和苏青的抑与扬流露出浓重的傲慢与偏见。这既源于张爱玲与冰心在出身、成长体验、文学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及对冰心的片面了解，又源于张爱玲对苏青不顾事实地拔高，甚至借谈苏青之机以阐发自己的文学观。质而言之，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小说呈现出“一地鸡毛”式的写实性、生活流及自然主义特色，缺乏多数现代名家写作的高度，但歪打正着地替张爱玲的“妇人性”即“神性”文学论做了恰如其分的注解。苏青的散文创作所胜不在思想深刻和感慨深沉，而在于话题宽泛时髦与内容驳杂，与1940年代中国社会进程及文学的现代性行进合拍。其散文创作的宽度弥救了其小说创作高度不足的实际。
关键词：苏青；张爱玲；《结婚十年》；自叙传；生活流
一、 冰心与苏青：张爱玲的傲慢与偏见
张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言：“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张爱玲：《我看苏青》，《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37页。
在张爱玲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语录式评价史上，这段言论被引频次居高不下，且被大多数的引用者用以坐实苏青和张爱玲在沦陷时期创作风格上的近似，从而确立苏青和张爱玲的创作同属1940年代海派文学的写作范畴。这尚属适度阐释。然而在有些论者眼中，张爱玲轻视冰心、白薇以及数位新文学作家，被视为张爱玲具备开阔的文学视野的表现：“被张爱玲讨论过的现代作家除了上述那么多位，还有……，这只是很不完全的统计，但已可充分看出她对‘五四’新文学的熟稔。”
宋以朗、符立中编《张爱玲的文学世界》，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前引张爱玲扬苏青与抑冰心白薇之言论，已属不厚道之言
察以苏青的心理，张爱玲于沦陷时期暴得大名，苏青乐意于张爱玲如此夸耀自己。这对于长期深陷绯闻与生存困境的苏青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极具反讽意味的是，苏青对冰心则有着与张爱玲相反的认知：“渐渐地孩子程度高了，妈妈便拿出新旧作品同她讨论讲解；……《寄小读者》《棘心》等等也是最伟大而值得阅读的作品。”见苏青：《现代母性》，《苏青文集·散文卷》（中），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页。“有一次他教《墨子·兼爱》，一面解释，一面连连摇头说：‘这种古文沉闷得很，其实不必读，只有冰心的散文，真是恬静、美丽、温婉、多情……唉！’”“他常常称赞我，说我的文章像冰心。”见苏青：《涛——生活的浪花》，《苏青文集·散文卷》（上），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页。
，后来者的引述则囿于人情与研究偏好等非文学因素，更属大错特错了。具体到张爱玲对冰心的偏见，实见出其对新文学作家了解的有限，而非想当然的“熟稔”。几乎在张爱玲同期参与的另一场对谈中，冰心再次“躺枪”：
古代的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李清照的优点，早有定评，用不着我来分析介绍了。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的，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踏实地把握住生活情趣的，苏青是第一个。
张爱玲：《女作家聚谈会》，《杂志》1944年第13卷第1期。
暂且不论丁玲一生“与革命相向而行”，其创作整体上应和时代中国诉求，且艺术上保持着不断精进。冰心的清婉主要源于个人形象与文学形象的塑造，冰心的文学与个人形象和1920年代的青春中国高度合拍，成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在张爱玲看来，这份众口一词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这是对冰心近乎刻薄的误解，甚或有意诋毁。稍事细究不难发现，此番误解和诋毁，其实源于张爱玲与冰心在多个层面上的差异。从两位女作家的出身看，冰心生逢国家战乱和时局动荡，但她的成长小环境却出奇安稳、平静与小资，其自幼时以来几乎没有尝到一点那个时代里的人们普遍遭遇的生存艰窘，并未过早地形成对生命脆弱又无常的感慨，反而在乱世中一路接受优质的中西教育，来自母亲的爱的滋养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更为她的写作奠定了一生的思想基础。这在那个时代实属难得，冰心后来与吴文藻结秦晋之好更属锦上添花。所以，冰心自“五四”时期操刀文学起的数年间，即已完整地建构起“爱的哲学”，所谓“清婉”更成为文学青年冰心的时代标准像。于张爱玲而言，远优于冰心的一般小军官家庭的高门巨族出身，并未给她带来千金之实惠，反而适逢高门巨族在近代中国无可遏抑地走向衰落，她幼时以来目睹与经受最多的，正是旧家族于无情的衰落中在道德、人情、物理等方面的惨烈与残酷，尤其目睹高门巨族因金钱争夺战引起的亲情沦丧，父爱、母爱及各种亲情于张爱玲而言几乎形同讽刺。这些遍布大家族内外的各种变态之爱与欲，及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始终充斥于其沦陷时期的文学叙事中。所以，张爱玲言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并非发诛心之论，而是源于其内心的苍凉与绝望，但客观上印证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古语。
成长体验差异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对冰心在不了解的情形下的贸然言谈就是张爱玲的疏失了。至少在1928年，冰心已意识到自己的创作需要有所突破了，所以1928至1937年间的冰心尽管创作上处在一个沉潜期，但已经在有限的创作中做出了不俗的探索，如《我们太太的客厅》《冬儿姑娘》《相片》《西风》等小说在心理小说的写作尝试、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入开掘、东方主义的观察视域与文明批判层面上，都有着相当可贵的探索意识与突破努力。自1940年初开始，冰心先后创作了散文《默庐试笔》《请客》《力构小窗》《探病》《做梦》《从歌乐山到箱根》等，散文小说集《关于女人》，短篇小说《空屋》，等等。这些创作使冰心“终于告别了为少男少女写作的天真与单纯，而具有了中年人的深沉与复杂”，“作品的语言修辞也有了回环往复的曲折与跌荡顿挫的力度”，“都显示出冰心在情感修养和文章艺术上达到了超越早年诗文过于诗意抒情的成熟”。
解志熙：《人与文的成熟——冰心四十年代佚文校读札记》，《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