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永远不能忘记，七月二十五日这一天，这一天，是我的朋友、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民主主义的战士陶行知先生逝世的一天。
大约是上午十时，田汉先生带着他的女儿，到佛光医院来探视我。当时我的黄疸病，还是很严重。医院院长李佛光先生，和田先生是朋友，他留田先生和他女儿午餐。我虽然不能吃饭，也勉强从病床上起来，坐在餐桌的旁边，听他们谈话。
正在午餐的时候，一个青年很慌张的跑进来。我认得是楼肇础君，他是生活教育社的社员，是行知先生经常派来看我的一个朋友。
楼君每次来看我，脚步是很轻的，这次脚步沉重，面色慌张。我知道，一定有什么意外的事，这意外的事又一定与行知先生有关。我即刻就联想到《文汇报》登载的“黑榜”，联想到行知先生的“黑榜”上的“探花”。
果然楼君带来的消息是“陶先生中了风”！而且“已经断了一次气，现在很危险”！
听到这个消息，李医师即刻穿衣服，他的夫人一旁替他准备药箱。大约在五分钟之内，田先生和李医师，在楼君的向导之下，就赶赴行知先生的病所。我要求同去，被李医师劝阻。
我回到病房找寻我的内人淑婉，还是想在她的扶持之下看行知先生，恰巧她出门了。我躺下，我又坐着，实在不安。我还是要去，我穿好了衣服走下楼梯，但我的两腿实在无力，又走回病房，脱了衣服，躺在床上。
不到二十分钟，李医师和田先生回到医院，他们带给我的是行知先生已经逝世的噩耗。像电一样触到我的神经，使我不自觉地从床上爬起来，我拉着李医师的手，我问他：“是不是中毒？”他说：“不是中毒，是脑溢血。”“真没有救了吗？”他说：“太迟了！”我禁不住我的热泪滚滚而下，我禁不住放声大哭。
正在这个时候淑婉回到医院，我又想和她同去爱棠新村。田先生和李医师又劝阻我，说我不能受刺激。但田先生却催淑婉快去，陪伴陶夫人。
淑婉去了，李医师去了，田先生因为要通知其他的朋友也去了，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人。已经是傍晚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望着模糊的电灯，我回想我和行知先生的关系，从听到他的噩耗，想到我和他最初的见面。
二
我第一次见到行知先生，是在晓庄师范。在没有见到他以前，我想象中的行知先生不过是杜威博士最好的一个中国学生，和其他穿西服说洋话的洋学生恐怕没有什么区别。他所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也不过是一个变相的教会学校，和其他制造洋奴的教会学校，怕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见到行知先生时，他说话并没有夹一句英文。他身穿的并不是洋装，而是一身土布的学生服。再看晓庄师范里面，并没有礼拜堂，这里的学生也看不到一个花花公子、摩登小姐，尽是一些农民子弟。从这时起，我才改变对行知先生的观念。
第二次和行知先生见面，是在长沙。那时正是抗战的第一年，武汉还没有失守。日本的法西斯，还在用美国飞机和炸弹围攻武汉；而帮助我们保卫大武汉的，正是被目前中国法西斯分子认为“新帝国主义”的苏联的飞机和大炮。这时我正在长沙主持中苏文协长沙分会的工作。
在某天下午，我和吕振羽先生从岳麓山躲警报回来，沿着湘江东岸往北走，在小西门附近看见行知先生迎面而来，还是穿的一身藏青色的布学生服。我和吕振羽招呼他，邀他到中苏文协去谈谈，他说，“来不及了，今天就要动身到重庆去。”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留在武汉，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他先和我们说了一句笑话，他说“有了陶德曼就用不着陶行知”。但接着他告诉我们一件事实。他说有人要他留在武汉做三青团的干事，而且留他的是一位贵夫人。但他有一个建议，三青团最好不要排除任何党派的青年，他应该是中国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的青年的一个综合组织，结果他的建议被拒绝了。自然也还有其他的工作可做，但他认为有一个工作比任何工作更重要，就是保育我们的下一代。他说：“现在成千成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有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说到这里，他因为急于要去接洽交通工具，我们就握别了。
第三次见面是一九四〇年的冬天。这次见面，是在冯焕章先生的官邸。那时冯先生住在巴县中学里面，我在冯先生那里讲授中国历史。有一天，正在午餐的时候，行知先生来了，还是穿的那一套藏青色的布学生服，不过加穿了一件黑色的旧外衣。冯先生以为我们不认识，还替我们介绍。行知先生，第一句话就告诉我：“我已经创办了一个育才学校，抢救了两百多个天才的孩子，现在住在一个古庙里，你来得好，这些孩子正等着你呢！”接着他又告诉我关于创办育才学校的经过。从此以后，我和行知先生就经常见面。我在报纸上常常看到他的诗歌，他的演讲辞，这些都增加了我对他的认识。
使我对行知先生获得更深刻的认识，而且简直可以说使我对他发生信仰，那是一九四一年的秋天以后。因为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到育才学校讲了二十一天的中国历史。在这二十一天中，我看出了行知先生所创导的生活教育，是一种人民本位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和生活打成一片，也和人民打成一片。它的具体的表现，就是告诉学生不仅从书本上学习，同时要从生活的实践中学习；不仅要从教师学习，同时要从老百姓学习。一言以蔽之，就是告诉青年最可靠的智识，是从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识；最有用的学问，是具体了解人民大众的要求。这样的教育，当然是一种革命的教育，人民所需要的教育。
同时，我也看出行知先生所创导的人才幼苗教育，已经有些成效。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自己编的剧本，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中能够分析时局。这些，都证明了天才教育是一种适合于人类智慧发展的教育。
此外，从许多细小的地方，我又看到行知先生对孩子们的关心，比父母关心儿女还要周到。他关心他们的营养，关心他们的寒暖，关心他们的疾病。在二十一天中，我没有看见一个小孩因为受了委屈或思慕家庭而哭泣的。从这里，我感叹行知先生所怀抱的人类爱之博大。他有宗教家的心肠，但和宗教家不同，就是他有所爱，也有所恶。我记得他向我说过，“我什么都不抵抗，只抵抗一种东西——法西斯。”我以为他这种反抗强暴的精神，正是他伟大的人格之基础，正是他不朽的光辉之源泉，也正是他博大的人类爱之最深刻的表现。
三
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和行知先生就成了患难中的战友，经过的事情很多，有许多事情，已经在记忆中渐渐模糊了。但有几件足以特征他的性格的事情，到现在，还在我的脑筋中，留着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有一个时间，育才学校的经费非常困难，几乎要关门。我听到这个消息，以为他非常着急，赶去看他。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比每一次都要愉快。他一看到我，连忙把书翻放着，不等我说话，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在中国史上发现了一个伟人，你猜猜是谁？”我说：“你所认定的伟人，当然不是秦皇、汉武，更不会是汉奸曾国藩呢！也许是那一位无名的民族英雄吧？”他说：“你猜错了，他不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乞丐。”接着就把那本书交给我，原来是一本《武训画集》。他很兴奋地说：“如果我不发现武训，育才学校恐怕要关门。现在，有了武训领导我，育才不会关门了。”从那里，我看出行知先生在任何困难之前，不肯回头，只要他认定这件事，应该做，他就一定要用种种的方法，坚持到底。这种精神就正是“仁者不忧”。
我又记得，当湘桂战事失败，贵阳吃紧，重庆动摇的时候，我以为他对育才学校的撤退，一定感到困难，去看他。当我看到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