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的教育哲学及其根源
陶行知是安徽歙县人。他的母亲在教会做工作生活，行知因此就在教会学校念书，成绩很好，由教会送到美国学教育。回国后，在大学工作并讲课。这时他只是一个教育家，还不是一个革命战士。民国十四年（1925年），中国大革命开始了。所谓大革命，就是大众的革命。大革命以前参加革命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新的军队和青红帮，加上海外华侨。这种革命，广大的农民没参加，手工艺人也没有参加，只能算是小众革命，大众还站在革命之外。因此这一革命对于教育所起的作用，也是从日本搬进来的资本主义教育，不久又以美国式的代替日本式的，陶先生的思想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因此陶先生的大名，还不是“行知”而是“知行”。大革命一来，把小众革命变成大众革命，而陶先生也变为大众的陶先生，其名字也革了命，乃倒转起来，改为“行知”。行就是做，知就是知道或认识。一切的事，不做就不会知道，所以做是第一，知是第二。过去做事的只是工农，知识分子不做事，只是念书。陶先生本是知识分子，所以他过去的名字，第一字是知，第二字是行。但到了工农大众革命开始，就把工作放在第一，念书放在第二，而名字就倒了。后来他又改成三个字的名字，名“行知行”，就是从做得到知识，又由知帮助做。那末第二个做就是有知识的做，不是蛮干和瞎干。由于不要蛮干、瞎干，就必须向人家请教和自己学习，因此陶先生就有教学做合一的主张。又教和学都是为着把事情做好，所以做是第一，即是行是第一。从行得来的知识，用来帮助做，所以最后又达到行，所以陶先生的名字始终两个字，都是“行”，只中间一个字才是“知”，只是一切行的中间的介绍人，即介绍古人的行，今人的行，外国的行和中国的行。写成书本介绍人们来学，或给人们来教。我们毛主席说的古今中外法，就是综合古今中外的行，并不是自己个人的行，和自己的行结合为一。陶先生说自己的行，如接本的砧木。砧木是有根的那部分，别人的行如纸条，是无根的一部分。两个结合，融化成一个整树，而不是两个树，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理论和实际结合。实际是根，理论是从根上长出来的结果，仍是行。陶先生的名字为“行知行”，不是单纯的行，是综合古今中外的行之结论再合上自己的行。这里的行，比之盲目行，即蛮干瞎干的行高多了。行变为知是第一阶段，知变为行是第二阶段，知行互变，两个东西，根本上是一个东西，故名为知行合一，又名为知行一元化。只有高深的理论，才能看出相反的东西根本上是一致的。陶先生看出当学生的小孩子，可以当先生；又看出有学问的先生，还要向没有学问的学生学，把先生和学生的共同根本找出来了，于是把先生和学生并把教学一元化了。陶先生说一切人都是我的先生，又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同学。先生和学生是相对的两方面，即有知与无知对立，年长的和年小的对立，尊和卑的对立，陶先生把这些对立统一起来。凡从对立的东西中，找出他们根本相同的东西出来的研究，是一种高深的理论或名哲理。这种哲理用在一切自然上名为宇宙观，用在人类社会上名为人生观。凡从对立找出统一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哲学上名为一元论。一元论并不是说，对立的东西即相反的东西或矛盾的东西，直接就是一元。例如说粪和饭的对立，统一并不是说饭就是粪，只是说饭可以转化为粪，用粪来种庄稼，粪又转变成了饭。由于饭与粪中的根本物质，有相同的地方，即对立的东西，有统一的东西存在。但不经过大的革命，对立的东西，不会转变。这种一元论就是革命的。边区转变二流子为劳动英雄，是由于边区进行了革命，有可能给二流子以土地及其他生产条件，又能给大众以同志态度的帮助。所有这些就是由于对立到统一的革命条件，即二流子转变为劳动英雄的条件。
实际工作，其对象是事和物，必须从对事物的行动，才能得到知识，那末事物是第一位，知是第二位。这种认识宇宙和人生的方法，名唯物论。唯物论是先行后知的认识论。另一种相反的认识论，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故知识是生来具有的，行动由知识决定。知识是第一位，行动是第二位。这种认识论，名唯心论。唯心论和唯物论对立，就发生知行对立。又唯物论，把饮食男女的生活，放在第一位，唯心论就不照顾大众的生活，而责备大众愚蠢野蛮。在教育上不是帮助大众解决人兴财旺的问题，只是教他们离开现实生活一种麻醉性的教育。反对盗贼没有道德，而不给他们生活条件；反对买卖婚姻和反对娼妓，认为这是不道德，而不给妇女以财产权。唯心派认为不道德，是由于没有良心；唯物派认为没有道德，是由于没有生活的物质。道德知识和物质统一是一元论，在一元论上，唯心派和唯物派是一致的，但唯物派认为道德是由物质决定，即生活决定的，而唯心派与之相反，认为生活是道德决定的。因此，对于盗贼的坏，认为不是由于他们的穷，而是由于他们的良心坏。
陶先生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就产生“生活即教育”的学说。又认为社会的好坏，不是由于人的良心有好坏，而是社会有好坏，改造社会就是改造了个人和改造了学校。他说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一个大学校，改造中国就成了陶先生的教育的目标。而教育的方法，就是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自己是先生，是学生，是同学，于是他就产生“社会即学校”的理论。
二、论教学做合一与哲学一元论的关系
上一期我写的行知教育哲学，曾经提到他是一元论的哲学。一元论认为两个相反的东西即对立的东西，可以转变为统一的东西。
陶行知把知和行看成是由这一个转变为另一个，就是行知合一论。教和学是要把准备做的事弄个明白，那么教学就是知，做就是行。教学做合一也就是知行合一，于是有教学做合一论。他把学生、先生和学友看作是一元的东西，于是就有一切人都是我的先生，都是我的学生，又都是我的学友的说法，竟把小先生教大人。这样的办法就增加了许多的先生，也就增加了许多的学生。过去先生和学生是看作二元的，学校和社会是看作二元的，教育和生活也是看做二元的。陶行知把这些二元的对立打破了，于是就有打破先生关即小先生制，打破学校关就是社会即学校，打破读书关就是生活即教育。此外还有打破纸笔关，于是把地做纸，把树枝做笔，可以解决纸笔的困难。打破课本关，于是一切有字的纸笔都可以做课本。例如常用的票子也可以当课本，文盲不认识票子常常吃亏，票子应该是课本中的第一课。又如教卫生的知识，人体就是一个活的课本。先生和学生共同讨论，研究卫生过程中，把口讲的变成手写的，就是自编的课本。于是把言语和文字一元化，读书和作文及写字一元化，且打破了文字关，把文字和文字中所载的事实一元化。教文字和教事实可分之为二，又可合之为一。没有课本可以实物来教，教后可以师生共同编课本。陶行知主张在课本关打破后，就有许多的课本。举一个例子如下：
察哈尔省的怀安县城有一千六百余儿童，但只有四个小学校，只能收八百余名学生，全城有一半失学的儿童没有办法。他们采取了打破先生关的办法，于是从四个小学校八百个小学生中，选出一些小教员，小事务员和小校长，于是小学生就变成了小校长，小教务员，小事务员等。他们就在这里上了一个选举课，且做了选举的工作，接着他们判定了一个校长、教员和事务员共同遵守的条约。公约是属于法律的条文，这种订立公约就是一个立法工作。讨论怎样订立公约，也就是上了一次法律课。到负责人选了举，法律制度制定了，以后就要开始招生，进行办学校的行动。旧历正月初六，怀安县到处开始出现招生广告。广告的形式，采取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