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年七月，为纪念生活教育运动二十周年和陶行知先生逝世一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由于自己感到文中还有必须补充说明的地方，就一直没有送出发表。此次东北教育索稿，本拟修改和补充一下，也因时间不允许而作罢。发表出来，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然后再作修改。
——作者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近三十年。陶先生所创导的生活教育运动，从晓庄创校算起，也整整二十二年了。陶先生创立了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实际，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特别是教育干部，散布全国各地。陶先生和他的门生们，在蒋介石国民党的迫害下，抛头颅，洒热血，受尽折磨苦难，艰苦奋斗，忠贞不屈，为人民教育事业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立下了不朽功绩。从他所说“摸黑路”中，终于摸上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跟着毛泽东的旗帜前进。
陶先生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服膺民主和科学。在中国教育界，他是第一个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人。他关心农民疾苦，并把农民当作自己服务的对象。早在一九二六年，陶先生就把他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工作重心放在乡村教育上。他在该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里，明确提出该社“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在他草拟《我们的信条》里，又宣誓似的说：“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这是一种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比起其他同时代的教育家来，这是陶先生的伟大过人处。
由于具有这种朴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陶先生曾经立下一个宏愿，“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中国乡村一个个都变成‘天堂’，都变成‘乐园’。”虽说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思想，但要承认这是一个善良的宏愿。
陶先生是个实行家，他说到就做到。在发表上述宣言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他就在南京晓庄，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着手培养乡村教师，推广乡村教育，开乡村教育运动之先河。在晓庄的积极宣传和倡导之下，后来就有浙江、江西等省，向他要去干部，开办乡村师范。
晓庄学校，除了师范部之外，还在周围乡村，办了好几所小学和民众学校、民众茶园、晓庄剧社，以及乡村医院，来开展乡村群众文化运动和卫生运动。后来还组织了农民武装，实行联村自卫。
这样就不免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蒋贼曾经到晓庄“参观”“游览”，而晓庄师生对这位“大人物”并未特别表示欢迎，只是以普通来宾而招待之。
晓庄和陶行知的威信和影响逐渐增高，逐渐扩展到了全国。晓庄学生不仅仅限于乡村教育活动，并且还进一步参加和赞助工人运动。对晓庄学生的这种革命行动，陶先生不是压制禁止，而是歌颂赞扬。
当然独夫蒋介石是不容许这样一个进步学校存在的。终于用“赤化”名义，武装封闭和占领了晓庄，并捕杀了十四名晓庄学生，先后两次下令通缉陶先生。事前曾威胁陶先生，要他开除所谓“赤化”学生，他坚决严正地拒绝了。
陶先生所倡导的乡村教育运动，至此就告一段落。
陶先生原是企图用教育来改造中国农村社会，把农村变成“西天乐园”的。晓庄的创办，这本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只不过是他的这个理想的开端。但独夫蒋介石一见到这样发端有利于人民，就用刺刀来捣毁了他的宏愿，并逼着陶先生本人逃亡了；还一下子就取去了十四个青年革命者——他的门徒的头颅。
陶先生当初本是走的和平改良道路，何曾想到还会流血呢！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这个血的教训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在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之下，是不允许任何人作任何进步事业的，哪怕是你走和平改良的道路也不行。地主买办阶级只许你作他的奴才，决不许你为人民做一点好事，更不用谈什么“西天乐园”了。
晓庄虽被封闭了，陶先生一点也不悲观失望，仍然继续奋斗，寻求中国教育的出路。翌年，就由乡村教育运动，转向普及教育运动。
作为普及教育运动的序曲的，是科学下嫁运动，即科学大众化的运动。晓庄被封后，一九三○年，陶先生曾逃亡日本。因见日本工业发达，感到要使中国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必须发展自然科学。一九三一年夏从日本回国，秘密活动，创办自然学园，编辑儿童科学丛书，设立儿童科学函授学校，提倡科学下嫁运动，企图使自然科学走出象牙塔，下嫁给人民大众。无奈人民大众连饭都吃不饱，哪有福气来娶自然科学小姐执箕帚、做茶饭？结果，科学下嫁运动就被地主买办阶级的魔手所窒息而夭折了。
在倡导科学下嫁运动之后不久，又进一步着手以劳苦大众为对象，提倡“即知即传人”，倡导用小先生制，传递先生制，从事普及教育运动。一面在上海附近大场等地，创办乡村工学团，继续开展乡村教育；一面在城市里开始面向工厂，推行工人教育，面向城市贫民，组织贫民教育。
这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影响之下，陶先生的心目中，除了农民之外，又加上了工人。开始提出大众教育的口号，其对象为劳苦大众。因此他就把他所作的锄头歌，增加一段：“光棍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唱出了工农联合的呼声。
这就是说，生活教育运动，从乡村教育发展到普及教育，范围是扩大了，由农民扩展了到工人。
一方面，由于接受了过去的痛苦教训，体验到在地主买办阶级的反动统治下，人民教育事业，是得不到发展的。由于受到“九·一八”国民党不抵抗召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高度的民族义愤和爱国思想。另一方面，又由于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启示，陶先生在“九·一八”以后，是逐渐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倾向革命了，首先是要求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
因此，在伟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之后，陶先生就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先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会，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成为救国会的领袖之一，变成了一个坚强的民族战士。
一九三六年七月，陶先生响应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和沈钧儒、邹韬奋等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主张国民党应与红军议和，释放政治犯，双方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抗敌之政权。
同年春，陶先生提出国难教育口号，团结文化教育界人士，组织国难教育社，主编《大众教育》，开展国难教育运动。
这时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陶先生对于生活教育的理论，就有了很多重要的新的发挥。他肯定的说：“生活教育是大众的教育。”又说：“为什么要大众教育？中国遇着空前的国难，这严重的国难，小众已经解决不了，大众必得起来担负救国的责任，而中国才可以有救。……”
“大众教育是什么？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的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大众教育只有一门大功课，这门大功课里是争取中华民族大众之解放。”（见陶著《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他又明白指出：“国难教育的目标，是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国难教育的组织，是成立各界大众救国会及各界大众救国会联合会，以实施大众之国难教育。”（同上文）
你看！此时陶先生不是把教育运动和救国运动合而为一了吗？不是把教育人民大众与解放人民大众斗争结合在一起了吗？
是的，生活教育运动，发展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