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学于1946年1月15日在重庆市管家巷28号院内正式开学。这是陶行知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关怀、支持下办起来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不久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在这期间,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和反对内战的群众斗争日益高涨。当时,陶行知先生主持的生活教育社等团体,为了促进重庆的民主运动的开展,每周星期六在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举办民主讲座,周恩来同志曾经去讲过形势和任务问题。许多来听讲的进步青年,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较系统地学习革命理论。
  青年们的要求,由金秀堤、周西平、陈作仪,王性容等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青运的刘光同志作了汇报。刘光同志很支持,要大家团结起来想办法,组成学习的团体。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当金秀堤等向陶行知先生汇报青年要求组织起来学习的心愿时,陶先生具体地提出创办一所以培养在业青年为主的文科夜大学。他说,他有这个计划已经多年了,但过去的政治条件不允许,现在政协成功了,可以办了。早在1938年秋,陶先生由欧美归国途经香港时,就发表他有三件大事要做: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办难童学校,培育人才幼苗;三是办店员职业补校,动员华侨抗日救国。陶先生回国后,为此曾找过蒋介石,找过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都未能实现。只是在香港他倒立即办起了中华业余学校。又经过一番艰苦奋斗,克服重重阻挠和干扰,才办起了难童学校(即育才学校)。
  1945年12月下旬,陶先生与方与严同志召集茶会,专门研究筹办社会大学的问题,陶先生阐述了办“社大”的意义和方法。会后,由金秀堤、翁维章、李企实、章增扬、徐健等出面,在一次民主讲座上提出筹办“社大”的倡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大家按照陶先生提出“自己来发起,自己来筹款,自己选校董,自己选校长”的办法,首先商请冯玉祥、张澜、沈钧儒、饶国模、任宗德、史良、周宗琼、陶行知、李公朴诸先生为校董,公推冯玉祥为董事长,推举陶行知为校长,李公朴为副校长兼教务长(李去昆明后,由方与严继任教务长)。又在学生中选定金秀堤、周西平为教务工作人员,翁维章为总务工作人员。
  由于党的支持,各界进步人士的赞扬,很快就聘齐了教授。他们全是进步的知名学者,其中不少是党的负责同志。
  学校的经费,除陶先生募捐和育才、生活教育社垫支外,还向学生收很少一点学杂费,因此开支很节省,办事人员就由学生担任,不要钱,教授也基本上是尽义务。
  招收学生,陶先生主张不受年龄、学历限制,只要有志于学,但也要求有一定的文化、理论水平,因此也进行必要的入学考试。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学生报名要有一个政治上可靠的介绍人。
  整个筹备工作只进行了二十几天,就正式开学。1946年1月15日举行开学典礼,冯玉祥、张澜,沈钧儒、史良、饶国模、任宗德、周宗琼等到会并讲话,周恩来同志也亲临参加。
  办社会大学,是陶先生“生活教育”理论的一次创造性实践。他办社会大学是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紧密相结合的,从这点出发,决定了学校的宗旨、方针、学制、课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
  “社大”的宗旨,陶先生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他认为“社会大学之道,首先要明白人民的大德。”什么是大德?就是觉悟、联合、解放、创造。他在开学典礼上讲:“要使人民头脑觉悟,自己起来做主人,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要不让公仆造反,要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去谋求自己的解放,达到摧毁旧的痛苦的地狱生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新的人民大学之道,也是社会大学的宗旨。”在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他说:“社会大学之道,是要为人民造幸福。一切的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
  根据这样的宗旨,“社大”以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四项为教育方针。李公朴先生具体解释:人格教育是以革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宇宙观的建立为中心,而这又是四项教育的重点、核心。
  “社大”的课程,分三类设置:一是每系都要学的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近百年史”、“中国政治问题”;二是各系专业课;三是专题讲座,又分系讲座和校讲座两种(也邀请校外的一些人参加听讲)。举办过专题讲座有:秦邦宪的《辩证唯物论的几个法则》,邓发的《民主政府的工业和劳工政策》和《欧洲职工运动》,田汉的《西南地区的文化生活》,于怀的《国内局势问题和国际局势的关系和影响》,柳湜的《边区民主教育的新气象》,梁漱溟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要义》,吴玉章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等等。冯玉祥,沈钧儒、章伯钧等都来做过专题报告和讲课。
  “社大”是一所夜大学,每晚六时半至九点五十分,上四节课。
  “社大”始终坚持民主办学,学校虽有董事会,但决策机构却是由校董、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各项日常工作也都是在校长领导下,由同学自己动手,分工负责,充分当家做主。在学习上,陶校长也强调民主精神。学生对教师的授课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在学习讨论中能够各抒己见,而又服从真理。这对于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很有益处。对于时局,对一篇著作或一部电影,同学们都经常座谈,从中学习观察、分析问题的本领。
  “社大”的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教授为辅”,提倡“教学做结合”,强调“主动、实践、集体”。各系都编有学习小组,实行学习互助,开展课堂讨论,进行专题研究。专题都是结合实际选的,如“中国封建社会问题”、“哲学问题”、“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等。学生还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爱好,组织时事研究组,戏剧研究组,音乐研究组,采编研究组等,文学系还成立了“新芽文艺社”。各系都办有壁报,每周一期。学习研究的空气是很浓厚很活跃的。社会实习,则因系而异,文学系到《新中国剧社》实习,教育系后来在行知小学等处实习,新闻系到《新华日报》实习。各系都有学生参加《中国学生导报》的采编、发行工作。
  学期终,从五个方面进行考核考试:(一)对本学期所学各门课程写出心得体会,要说明学到了什么,教给别人什么,做到了什么。(二)问题回答,实行开卷考试,可以翻阅资料,交换意见,但要求写出自己的真正认识。(三)系内各小组写出学习总结,作为集体的答卷。(四)组织集体专题研究,自选题目,自由组合,分头准备,集体研究,写成报告。(五)每人写一篇学风和作风等方面的自我反省。采取这样的学习和考试方法,同学们很有兴趣,学习很自觉,学得生动活泼,收获很大。1946年4月29日,社会大学第一学期结业座谈会,应邀来参加的有吴玉章、李维汉、李澄之、何思敬、郭沫若、沈钧儒、邓初民、张友渔、杜国庠、施复亮、阎宝航、周新民、陈家康、力扬、孙铭勋、罗克汀、吴涵真、黄洛峰、黄雨秋等。会上,李公朴副校长对全校的学习作了总结,四个系的同学汇报了学习心得。在听了这些发言以后,吴玉章、李维汉、李澄之、周新民、郭沫若、沈钧儒、杜国庠等老前辈都讲了话,除勉励同学们要树立革命品德,获得真知外,对“社大”的宗旨和方针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有的同志还把“社大”的学习与解放区的教育情况作了比较,高度赞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学教做结合”的精神。
  社会大学是一所普及马列主义和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