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编者再三的催促，我不愿太草率而轻易的写一篇儿子对父亲的悼文，特别是对我的父亲。何况，已经看到有那么多的文章写出来纪念他，哀泣他，歌颂他，甚至还有诅咒他的。从形式上看来，身后是够哀荣了，我何必再来凑热闹呢？多说一点固无足以增他的光芒，少说一点也无损于他的伟大。
我一直就没有写他的悼文的情绪与勇气，我怕引起我心头的悲伤而不能抑止。这正是说明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是淡薄，但也是热烈深厚；是“非常的”淡薄，但又是“非常的”亲密。这才勾引起写这篇东西的动机。
“托父亲做教授的福气”——一二十年前的教授在中国是天之骄子，有人这样说，我相信这话。我们几个孩子在小时的确享受了一些为儿童所应有，但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儿童才有的幸福。但是随着父亲思想与生活的转变，我们一家人都遭受了凄惨的家破人亡的境遇。然而我们没有怨言，连我的祖母都从没有对父亲埋怨过。这是父亲给我们的教育的影响。这种影响绝不是短时期，更不是说教式所能达到的。这就是生活教育，也可以说“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法则的实践。他自己在学“做人”，也教我们学“做人”，在“做人”上教我们学“做人”，学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做人法。
在脑中第一个对父亲的印象是在3岁时，那时他已从外国回来了，在南京高等师范教书。有一天午饭时，他从外面回来，饭桌旁边已经围了一些亲友，那天大概是请客。
他很亲热地抱我起来——我是那时家庭中的天之骄子，亲了我一下。我说胡子戳死人了，大家和他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买了一部脚踏车，做办公教书的代步，可是没有学会骑。有天早上，他骑去上班，没有两步就倒下来了，我在后面看着拍手大笑。他回过头来，也回答我一个微笑，随着又一骑一倒的到学校去了。可是又有一次，老妈子拖着我上街耍。我看了摊子上有一根很好玩的香烟嘴，做得很灵巧可爱，一定要老妈子去问奶奶拿钱买。买回来正在小手中摆弄时，恰巧父亲回来碰到，立即夺去，折成两段丢进火炉烧了：“这样小就玩这个东西！”我在失去心爱的东西时大哭不已，同时也领教了父亲的威严。大概这是他给我的第一课教育，所以迄今印象还深。他最厌恶抽烟和赌博这一类的消遣和消费。但是对于专家有抽烟嗜好的，他也能原谅，为的是通过抽烟可以提起他们的研究精神，有新的东西贡献给社会。
大概每逢星期日或是什么假期，他总是带我和小桃（这时三桃还极小，蜜桃还没有出世）出去爬山玩水的。我记得有一个秋天的星期日早晨，阳光非常柔和，我们就到鸡鸣寺去玩，快到午饭时回来。回来后，他说，我们布置一间书房吧。于是搬东弄西。忙得不亦乐乎。后来找到一张相片，是一个外国人，手上拿着一把锯子在做木工。父亲给我们讲，这是威尔逊总统，他对世界有些什么贡献。我们就把这张相片贴在书房墙上。
过年过节，尤其是耶稣圣诞，他总要买一些玩意儿和书籍，给我们一些温暖和快乐。这个习惯一直继续到我进中学，他办了晓庄学校为止。他在我们身边时，每到圣诞节吃了晚饭后，他就出去买礼物，我就躺在床上静候圣诞老人自天而降。有时等得实在不耐烦，也就睡着了。睡到半夜一觉醒来时，一点灯光都没有了，心想“老头子”今儿大概来过了，赶紧伸手到床头和枕下一摸，可不是？硬的软的，方的圆的，心里好生欢喜。可惜看不见，唯有希望天快点亮，于是就抱着这些欢喜迷迷糊糊睡着了。
他如果不在身旁时，如有一年他在上海，我们在北京，那么圣诞节前一定有一大包糖果从别处寄来，并且事先都分好，写好名字，并不是怕我们抢，而是表示他对每个孩子都尽了心意——我们四个孩子从来不为什么糖果玩具打架吵嘴。父亲一直是在教会学校里长大的，但是他不是基督徒。假如说基督教对他有什么影响的话，恐怕就是在圣诞节做做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点欢喜而已。我们家以前客房墙上挂着有一张耶稣的像，那不过是表示我们大家对于耶稣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景仰而已。随后在上海，在重庆，他变成了更多的不幸儿童——那些终年得不到一点快乐的穷苦孩子大家所共有的圣诞老人，并且还号召更多的大人来做集体的圣诞老人。在每年的儿童节，尽量的捐献金钱、日用品、书籍衣物文具等等，给那些流浪在街头的，工作在田间的小孩，给他们一天的快乐，解决他们一年的学习所需的用品。
1923年夏天，我家搬到北京去，父亲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在这前后，他奔波于推进平民教育的工作。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夏天在南京，东南大学的学生利用暑假在夜晚推行平民教育，在学校里办识字班，读的就是父亲和朱经农先生编的《平民千字课》油印本。每天晚上父亲差不多都要亲自来实地查看研究。“平民读书处”在小先生制未广泛采用前，是普及教育的一个最有力的办法。每一个识字的人家都可成立一平民读书处，教授这一家内和邻居的不识字的人。我家搬到北京后，为了起示范的作用，同时也是实际响应平民教育的推进，那年冬天在我们家门口也贴起了平民读书处的纸招牌。中国第一个小先生——小桃，便是那时的产物。我们大家都教奶奶和老妈子、厨子读《千字课》。奶奶读得非常有兴趣，也非常用功，一闲下来就读。我还记得她的书本是放在梳妆盒里的。她一不懂就问我们，同时她也在做“即知即传”的工作，鼓励佣人们也读书，并且还会教他们读书。在这个试验中间增加了父亲对普及教育的自信，而当他半月后从张家口写了一封信给我们这位“学生”时，奶奶居然能毫不错误的读出来，了解其间的意思。这更使他相信这条路线的正确。
我们几个兄弟还在孩提时，父亲因为普及教育和其他的工作，很少能再在我们身上负什么教育的责任。到了北京后，更因为工作关系，到处奔走，使我们在形式上很少有什么接触。从这时开始，普通的父子关系在我们之间似乎是逐渐淡薄下来。父亲所以能够致力于各种创造性的艰苦工作，本身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就是因为他无家庭后顾之虑。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姑母和祖母实在给了他不少的帮助，分担了他不少的重负。
在这儿，我愿意重申一句：在歌颂我父亲伟大的造就时，在哀悼他那种为大众谋幸福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时，千万别忘了三个无名英雄：第一个就是我的姑母，第二个就是我的祖母，第三个就是我的母亲。在7年之内，她们为了父亲的事业而相继牺牲倒下。父亲是为事业拖死的，她们都是为父亲的事业拖死的。她们的精神同样是伟大的，不朽的。通过她们的牺牲，父亲才能放开手勇往直前的做去。
朋友们说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态度，刻薄点说是听其自生自灭，好听些说是自由生长。其实父亲对我们是慈爱的，这已有如前面所举。一个对于人类有那样诚挚丰富的爱的人，岂有冷落自己亲生的儿女的爱的？只是中国还有太多太多比我们更需要照顾的老百姓，青年、少年和小孩子。在我们，只要有饭吃，有书念，已经够幸运的了。他实在没有多少功夫再来管我们，教我们，真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只要有机会，有时间，他是一样过问的。有一年夏天，我在晓庄，他去上海前特别关照医生要监视我每天吃两颗金鸡纳霜，预防疟疾。我在南开念书时，因饮食不慎得了痢疾，偶尔写信告诉方先生。父亲知道这消息后，立即打了个电报给张伯苓校长，叫我赶快就医。校长把我找去，反而问得我莫名其妙。其实我已经好了好几天了。过了两三天，又接到父亲来信详述痢疾的厉害，不可马马虎虎。
1929年冬，姑母死后，不久母亲患着不治之病，再加上晓庄附近在冬防的情况下，五柳村的夜晚显现得异常的凄凉寂寞。有天晚上，祖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