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和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各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几年以前，澳大利亚的一位教育史专家，来华访问，向我提出一个问题：“陶行知与胡适是朋友，同在美国留学，同出杜威教授之门，有个时期，两人合作，共同传播杜威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为什么若干年之后，两人分道扬镳；陶行知且对胡适的所作所为，予以辛辣的批评。”
上述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陶与胡同一年出生于安徽的徽州，同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同是出洋留学的知识分子，同受杜威教授的熏陶，归国后，共同迎接杜威来华讲学，分任翻译之劳，宣传杜威的实用主义（实验主义）思想，积极提倡文教方面的改进，这是他们两人共同走过的道路。但是，他们的家庭出身和阶级烙印，各不相同，少年志趣亦各有特点；后来在文化教育实践的探索中，在社会思潮的激荡中，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中，陶胡二人政治觉悟的差距愈来愈大，到了晚年，一个成为共产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一个成为崇拜孔夫子的洋博士。试分论如下：
一
胡适（1891—1962）生于十九世纪末叶，出身于官绅而兼商人的家庭。他在童年时期饱受封建主义的教育；青少年时期，接受清末的“新教育”；然后出洋留学，饱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1917年归国后，执教于大学，著书立说，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名噪一时。他曾主办几种杂志，议论学术和政治，继而参与实际政治活动，在对日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卸任之后，掌管一个大学，反对学生运动；在不利的形势下，离开大陆，最后定居于台湾。于1962年去世。
从胡适毕生的言行，人们可以看出封建宗法的家教，儒家的文化传统以及近现代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思想在他的脑海中打下了深刻的错综复杂的烙印，他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典型产物。
让我们看看胡适思想意识的主流。胡适崇信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杜威等人的学说，从而传播进化论、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五四”运动的前后，他宣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与陈独秀等提倡白话诗文，鼓吹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鼓吹个性解放，反对旧礼教，此外，他还积极宣扬“全盘西化”论（或称“充分世界化”）。或在大学讲坛，或通过报章杂志，议论滔滔，发生颇大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胡适所传播的思想，其有严重错误的部分受到了严正的批判。众所周知，兹不复述。现在要着重论及的是胡适受到批评，他在台湾究竟如何反应。一九五三年，他在台湾新竹，作过一次演讲，题为《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讲辞涉及面很广，他耿耿于怀的是他在大陆的儿子骂他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的公敌”。他认为儿子是被迫而出此。胡适又说，“我们看共产党为什么要用铁幕呢？为什么铁幕内同铁幕外断绝交通，人不许自由地出来；报纸刊物不许自由地进去呢？为什么不让人民来看看呢？这是他怕光明，怕自由。”（《胡适与中西文化》，页194）胡适若能多活若干年，看到那关于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问题，坚持“三不主义”的并不是大陆，不知胡适将如何自圆其说。1960年他在中美学术会议上演讲《中国传统与将来》，坚持过去的看法：“中国的西方化，只是种种观念渐渐传播渗透的结果；……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就在这篇演讲辞中，他提到：“‘胡适的幽灵’也值得三百万字来讨伐，因为胡适对于传统经学大师的考据精神和方法的传播的责任最大，更因为胡适有不可饶恕的胆量说那种精神和方法是科学方法的精神。”（《胡适与中西文化》，页257—258）大陆学术界批胡，最主要的是批判他宣扬实用主义所犯的错误。胡适对此缺乏认识，反以清代朴学家的考据方法当作大旗来炫耀自己，识见之陋，于此可见。1961年胡适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大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他一方面强调科学技术文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年老身衰了，心智也颓唐了，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胡适与中西文化》，页263）由此可见，胡适在这里把东方人民（当然包括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加以抹杀。中华民族在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方面，曾作过卓越的贡献，业绩斑斑可考，胡适对此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是错误的。至于说东方文明入于衰老时代，犹如人到衰老之年而颓唐了，这个比喻也是不对的。近代东方一些国家，以中国为例，解放前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这是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所致。胡适坚决否认这“三座大山”的祸害，而归咎于民族的衰老，持论如此，非诬则愚。此民族虚无主义论，引起台湾部分人士群起攻之，胡氏挨骂，愤极而暴卒，自取其咎，决非胡博士始料所及。
如上所述，“五四”运动时代，胡氏以提倡白话文、鼓吹新文学，骤得盛名。其实明代的袁中郎，清初的金圣叹，早已推崇优秀的白话小说；胡适所倡的“八不主义”，其主旨亦见于顾亭林的《日知录》。胡适继承前人遗绪，适应时代要求，在这方面确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问题是他晚年居台湾一方面依然痛斥律诗与缠足同样可恶，同时又常在晚上背诵杜甫的《秋兴》八首，总不下数千遍；《咏怀古迹》五首，也是胡氏经常背诵的篇章。（见《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些都是道地的律诗，其中封建主义的意识，俯拾即是。胡氏每以徽州腔调吟诵，津津有味。“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胡氏吟不绝口，感慨系之。他的文艺口号与其心灵深处的矛盾，殆已表现为双重人格了。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曾与“打倒孔家店”的吴虞沆瀣一气，并为《吴虞文录》作序，后来撰《说儒》，承认孔丘的历史地位，到了晚年，胡适一再鼓励其助手，熟读《孝经》《论语》《孟子》，而且指出，如果要把文章做通，就必须精研《论》《孟》。他的助手也认为，《论语》一部书，可从胡适身上得到印证。胡适公开声称，他平生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就是孔子，甚至对孔丘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也奉为至论。（《谈话录》，页49）在他的口中，“圣人”就是孔丘的代名词。他批评某些国家侵略别的国家，说它们都是狂妄的民族，（把整个民族一笔骂倒，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他因此感叹，“现在我们看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他的思想那么的平实，真像师生谈话那样和易可爱”。（《谈话录》，页175）这段话使人联想到严复。严氏于十九世纪末叶，翻译《天演论》并作按语，传播“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的世界观，此外还介绍培根、洛克、穆勒等的经验论和思想方法，对当时的部分知识分子，产生发聋振聩的作用；后来，严复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他虽然认识到这些交战国是“利己杀人，寡廉鲜耻”，但救世之方却乞灵于孔孟。他说，“回观孔孟之道，真是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书札59》）严复为“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其历史功绩，非胡适所能企及。惜严氏晚节不终，堕落到拥袁称帝，丧失廉耻。尊孔的言论，亦其思想蜕化的一证。胡适晚年，服膺“孔圣”，与严复如出一辙。这个问题很值得研讨。
综合起来考察，胡适生平的思想意识自相矛盾，言行不一之处，难于枚举。其尤要者如：
既声称要保障民权，却反对释放政治犯；又对废帝溥仪被赶出宫，大抱不平。他因此大受舆论的谴责。
既认为东方的“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却极度推崇儒家经典如《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