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年，刘禅改元炎兴，263年，洛阳城宫室建成，刘禅宣布迁都洛阳，并且在嵩山祭祀天地，昭告先祖。
从262年开始，段洛便一边推行均田制来安置关东百姓，一边将没有分到田的关东百姓迁移南方，同时派遣一批新政派臣子进行南方大开发活动，这场活动持续了近10年的时间，并且影响力一直贯穿整个炎汉一朝。
在这十年时间，段洛先后开发洞庭湖、鄱阳湖、云梦泽、江淮平原等大片地区，又相继从原迁移了200万人口到南方。
一边通过迁移人口对南方进行开发和推行均田，一边又缓解北方特别是关东地区的人口冗余，从而更好的在北方推行均田，既然社会矛盾无法选择解决，那段洛还是选择了他最擅长的开源。
等到270年，从230年开始的中央朝廷改革，到现在270年的均田制和大开发，足足持续了40年的“段洛新政”终于基本完成。
这四十年来，段洛从最简单的朝廷体制开始整顿，相继推行二堂七部的中央体系，又通过“考成法”和“考绩法”形成了一套素质过硬的新政队伍，在王朝的初期便完成了对炎汉的吏治整顿，形成一套所谓的“新政派”改革团队。
在此之后，段洛开始一步步艰难的推行均田制，配合清查田亩，清查隐匿人口，开发南方等一系列活动，从最简单的西北三州，到困难的关东和西南二州。
在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同时，探索出一条开源的道路，极大的缓和了新政受到的阻力，这一点实则非常侥幸，在宋明时代根本推行不下去。
因为宋明时代人口暴增，最容易开发的南方地区也已经得到充分开发，段洛这一套通过开源来进行内部改革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成功。
除非——扩张！
否则社会矛盾根本无法解决，强行进行再分配只能进行党争。
270年的5月，段洛已经年过五十，这对本该因为精力不足而英年早逝的他来说，已经是幸运了。
此时，洛阳城内，一片繁华盛世景象，百姓安居乐业，城内商贸繁荣，几条商业街贯穿全城，乃至稍显狭小的皇城脚下，每日都能听到商贩的叫卖之声。
每当朝中官员上下朝办公之际，这些小商贩便来了生意，在早上，他们可以开包子铺等早餐铺，供官员用餐，而到了下朝之后，卖菜的，卖水果的，卖香料的，卖衣服的，更是多种多样，观其面容，无论汉商还是胡商都有之。
原先也有老臣上奏，言皇城脚下商贾汇聚，有损皇室威严，但却被段洛反驳，称此乃是与民同乐的盛世景象，自此洛阳城商贾可畅通无阻，沿城主干道两侧，各种店铺应有尽有。
自迁都之后，短短十年时间，洛阳城涌入人口数十万，此时已经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城，但却也不仅仅是洛阳城如此，随着天下统一之后，战争的阴影逐渐散去，均田制的推行解放了生产力，带动的人口的再次爆发。
从260年到270年，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天下人口从4000多万猛涨的5500万左右，放到农业社会已经算是极为疯狂的增幅。
也是如此，大批的农村人口富余，在商部的规划之下，各地出现了一系列商贸城市和工业生产城市，繁荣带来的城市化出现，各地的城市规模开始疯狂扩张，按照270年的统计，单单全国人口破十万的大都市，已经超过了20个，放到这个时代条件下，已经极为可贵。
特别是丝绸之路沿线，从洛阳开始，到长安，河西，一直延伸到西域，出现了大批丝绸和陶器的生产，形成了大大小小数十个市镇。
此外，海上丝绸之路也相继开始，在沿海地区，金陵，泉州，会稽等地，出现了最早的一批走海上商路的港口，受限于技术和生产力，规模远不如陆路，但这种萌芽难得可贵。
发现之后，段洛自然是大为鼓励，相继出台了一些相对开放的政策，努力的让炎汉走出去，真正的发现这个世界。
在官僚体系上，又是十年的演化，足以将新法彻底推行下去，如今中央的“二堂七部”制已经基本取代了“三公九卿”制，成为了事实上的核心机构。
至于在选官制度方面，关东清洗之后，世家大本营受到重创，影响力大幅缩减，加之造纸术和印刷术在这些年的快速普及，朝廷对文化知识的推广，世家对文化的垄断不再那般严重，从下等豪门和庶族地主阶级，乃至于城市市民阶级和农村富户中，相继出现了第一批文化人。
社会结构逐渐从豪族社会向着平民社会转变，但若是想要达到北宋那种文化盛况，估计需要百年发展，十年的时间才是刚刚萌芽罢了。
因而，段洛并未从事实上推行科举，而是将“考绩法”彻底推行下去，这所谓的“考绩法”和后世的考绩不同，不是考核官员政绩，而是用考试来考核候选官吏的成绩。
但和科举制也不同，科举制乃是面向全国进行考核，通过不同考试授予不同的功名。
而考绩法虽然同样面向全国进行考核，却是在“举孝廉”和“征辟制”的基础之上，对所推荐的官吏进行一次“公开的”“糊名的”“统一进行的”“面向全国范围的”考试！
而且，这场考试不仅仅可以针对被“推荐”的“人才”，“孝廉”，在这十年时间，也面向全体“吏员”进行专业的考试。
在以往，小吏和官员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小吏通常只要有文化便可以做得，而官员却多需要家族养望，最后通过征辟和举孝廉才能做得。
如今，段洛的“考绩法”一方面限制了“推荐”官员的录取规模和质量，另一方面也为“小吏”打开了一条上升的通道。
并且，随着这十年的演变，“考绩法”中，对于“举孝廉”和“征辟制”的选官从未增多，但对于“小吏”的录取规模却不断增加，从原先的不到三成，逐渐演变到了后来了七成以上。
这套体系之下，看似炎汉没有推行“科举”，却形成一条“寒门”——“基层吏员”——“全国考绩”——“官员”这样的上升通道。
而且在“新政派”中，对于“察举官”往往带有所谓关系户的偏见，而对于“正途官”的能力，却更为欣赏和重视。
毕竟这些走从基础一步步晋升的“正途官”，大都是寒门甚至普通百姓，而“察举官”大都是世家豪门出身，天生就是新政的敌人。
这一套推行下去，潜移默化的转变了选官的体系，也改变了“科举制”选拔的官员五谷不分，脱离下层百姓的弊端，提高了小吏的积极性和流动性，防止地方势力通过掌控小吏来进行垄断。
能将“考绩法”推行到这种地步，已经是段洛在这个时代能够走到的极限了。
相比第六次历史推演中，段洛强推科举制，最终却仅能在中央小范围实行的命运，或许更为高明一些吧，只是不知道，这一套取代“九品中正法”的选官制度，会对后世有什么影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