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梅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家庭妇女，对塑料袋总是尽量充分运用。通常买早点的超薄塑料袋因为用处不大，就随手扔掉了。而从超市或者商场拿回来的、容量大的塑料袋则存放在一个塑料袋筐里，供装厨房垃圾用，最后塑料袋与垃圾一起被运往垃圾填埋场。
陈红梅存了10多年的塑料袋，边存边用，现在存起来的塑料袋，还可以供家里装垃圾好几年。陈红梅对自己的做法很是自豪，似乎并不知道塑料袋已成为污染环境的大敌。
像陈红梅这样用惯了塑料袋的人占大多数，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危害日渐加剧。据中国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介绍，我国每天买菜要用掉10亿个塑料袋，其他各种塑料袋的用量每天在20亿个以上。
这些塑料袋填埋后经过几百年才腐烂。如果作燃烧处理，会释放出大量有害人体健康的气体。没有被环卫工人收集到的塑料袋垃圾，一旦“跑进”土壤，则会破坏土壤肥力，导致农作物减产；被动物误食，会导致动物死亡。
面对塑料袋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国务院办公厅在2008年出台规定：自2008年6月1日起，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的塑料购物袋，必须明码标价、有偿使用。
有专家称，塑料袋收费后，全国塑料袋使用量将有减少2/3的可能。但是，收费能否如一些专家预测的那样，大大降低塑料袋的消费需求呢？
从实施限用塑料袋以来的几个月，调查研究发现，效果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好。如环保购物袋因为“外表不好看、使用不方便”不受消费者的欢迎；消费者为省去在收银台支付购物袋的钱，开始大量使用超市内分装食品、果蔬的塑料袋。如果所有超市、商场等商品零售场所都对塑料购物袋实行收费制度后，消费者却加大使用手撕塑料袋的量，这样的结果可能就是，单纯的收费制度无法从根本上限制塑料袋的实际使用量。
超市的塑料袋收费后，人们会少用塑料袋吗？当然会。网络民意显示，大多数民众对于这项措施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少用并不代表不用。因为没有塑料袋的生活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
首先，从经济上来讲，禁止免费塑料袋，实质上是以经济惩罚的手段使民众在环保性和便利性之间作出取舍，并以此来压制塑料袋的消耗，但并不必然带来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上面的调查结果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政府在提供经济诱因的同时，能不能替百姓考虑一些不降低购物便利性的替代措施呢？
另外，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为什么要对这种厚度的塑料袋进行禁止呢？它与超市经常使用的保鲜纸和保鲜袋有何区别？为什么直接盛装生熟食品的塑料袋，又可以免费？这些问题让老百姓很是困惑。
当我们重拎布袋子、重提菜篮子，重复使用耐用型购物袋，去菜市场或超市购买肉类、家禽类、海鲜类食物时，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如何处理才能将这些有腥味、容易污染别的食物的生食品，放进环保的袋子和篮子里？很大程度上，为了保证卫生，我们会将此类食物用保鲜纸或保鲜袋多包几层，这样一来。即使它们不属于超薄塑料袋，但也属于塑料，同样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加大了商家和顾客的劳动成本。
在实施禁止免费塑料袋之前，很多家里都不用专门购买垃圾袋，超市的塑料购物袋完全可以替代家中的生活垃圾袋。而实行塑料袋有偿使用制度之后，人们没有了替代功能的超市购物袋，只有购买垃圾袋。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爱尔兰政府征收塑料袋税收后，当地塑料袋消耗由每人每年340个锐减至20个，但最终塑料袋总消耗量并没有减少。原来开征塑料袋税前人们主要用塑料购物袋做垃圾袋，开征塑料袋税后市民只好另购垃圾袋使用，这样一来，塑料袋总消耗量仍维持在一个高水平。由于垃圾袋的材料仍然是塑料，即使可生物降解，对生态环境仍会造成污染，只不过形式变了而已。
日常生活经验中的这些困惑，直指此项政策的可操作性和预期效果。政府除了以经济惩罚的手段使民众在环保性和便利性之间作出取舍，并积极“鼓励企业及社会力量免费为群众提供布袋子等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外，是否还有不增加市民额外经济负担，能更有效地激励市民作出理性选择的措施？
不论采取何种措施解决塑料袋问题，归根到底是要把增强环保消费的意识摆在首位。例如，学校应加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对学生进行拒绝使用塑料袋的“绿色教育”，让学生把在学校里受到的“绿色教育”带回家，带回社区，带动全家共同参与，这样的效果会比单纯依靠经济手段的作用更好。同时，有关部门和商场在对购物塑料袋实行收费后，应向消费者免费提供更多的环保购物袋，减少消费者的购物支出。在设计环保购物袋时，要兼顾购物袋的美观和便利性，这样消费者更乐于接受和使用。
实施购物塑料袋收费制后，超市经营者应允许消费者将自带的篮子或布袋带入购物区，而不应限制他们必须在超市进入口处寄存所带的篮子或布袋。
从根本上做到环保，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塑料可替代品的研制和生产。淀粉降解塑料和全生物降解塑料都是优良的可替代品，但这些塑料袋的生产受到技术限制，成本较高，需要国家有关部门对此类企业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为什么医疗收费会越来越贵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政府举办公办医疗机构、企业举办医院和医务室、农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一度视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效解决健康问题的两大思路之一。而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医疗改革和“市场化”联系到了一起，公共医疗日益走向逐利化。不仅催生出以药养医的恶性体制，患者不堪重负，也导致城市大医院病患通宵排队，一号难求，小医院门可罗雀，农村则缺医少药的资源不均和体系失衡。其间更形成职业道德滑坡、宗旨灵魂败坏和医患关系紧张的社会难题。
一位古稀老人在哈尔滨市的一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期间，用550万元（包括住院费及其家属按照医生吩咐从国外购买药品用于治疗的费用）“买”来中国目前“最昂贵的死亡”。
医生大开处方心狠手辣。这位古稀老人在医院缴纳的收费账单显示，他最多一天输血94次，还有一天注射盐水106瓶。输一次血的最小单位是100毫升，输血94次即输进9 400毫升血液。一名成人的全身血液总量有4 500毫升左右，这就相当于一天给老人全身置换血液2次多。
重复检查使患者雪上加霜。这位古稀老人的收费账单还显示，在住进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室的两个多月里，仅血糖一项就化验了563次（不排除错误登记或虚假填报），平均每天将近9次。化验密度之大，让老人的主治医生都感到困惑。
医疗监管还在“自己监督自己”。哈尔滨市的这家三级甲等医院自己组织的调查组，“对天价医药费”事件的调查结论是：“（对于该患者）医院不是多收了，而是少收了。”患者的医疗安全该由谁来负责？医院的医疗行为该由谁来监管？从哈尔滨“天价医药费”事件中，人们不难看出：对于部分医院医疗行为的监管，仍然存在真空状态。
“看病贵”刺痛着老百姓们越来越脆弱的神经。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发表的审计报告再次令人触目惊心：2003年至2004年，卫生部所属10家医院违规向患者多收费1 127万元。
为什么医疗费用越来越贵？很明显是医疗的市场化改革，背离了医疗的公益性质，这使得一部分医院和医生为了赚钱，而放弃了对医疗道德的遵守。卫生部部长陈竺在第十二届全国实验血液学学术会议上，怒批一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