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便有些失望地说：“原来这事还没完啊。”
宪仆说：“这只是调解，是第一步，调解不成法院才会判。”
鹤龄便问：“那你觉得他得给我们多少钱才行呢？”
宪仆指着外面的三间西屋说：“咱们这三间西屋盖起来一共花了不到九百块钱，合着三百块钱一间了。这还是该省的都省了才弄成这样子，我们那五间屋是什么样的？那是用最好和料用最好和人工盖起来的，到现在又有谁家的房子能比得上那五间屋？当然，那五间屋是旧了点，去了折旧费的话一间屋最差也得值二百块钱吧。”
鹤龄说：“这就是一千块钱啊。”
宪仆说：“当然，他人也老了，儿子还在那里面没出来，再让他二百，八百块钱总不算难为他吧？”
鹤龄也十分赞同地说：“行，很好。”
过了没几天，就有人叫宪仆到大队去，说到那里有事要商量。宪仆到了大队一看，只见都是大队那几个领导，还有宪伦也坐在那里。
宪伦这时已从大队领导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他和宪仆一块被叫到这里来，显然是为了房子的事。
宪仆坐下后，便有人告诉他：“法院的同志今天不来了，他们委托我们为你们两家房子的事做调解。现在咱们就开始吧。你们双方先表个态，有什么想法就在这里说一说，反正你们本来就是兄弟，你们说话倒比我们说话更方便呢。”
宪伦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像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一样。
宪仆见他不说话，只好说道：“还是先听听你们大伙的意见吧。”
主持这次调解工作的大队支书就说：“我们觉得，那房子不管是谁的，总是让宪伦住了这些年了，一下子让他搬出去，又让他往哪儿搬呢？我们这样考虑的，说出来你们都看看合适不合适：那五间屋还让宪伦家住着，让宪伦拿出一部分钱来给宪仆。你们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宪伦仍不说话，他却拿眼睛看了看宪仆。
宪仆说：“我没意见。那我要问问我这套房子能得到多少钱？”
支书便去宪伦，宪伦却看着支书说：“我的意思你也知道，还是你替我说了吧。”
支书就说：“我们也考虑过宪伦的经济情况，就让他一次性拿出二百块钱来给宪仆作为补偿吧。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那几个人显然是早就串通好了的，都点着头说：“行，这样不错，他们弟兄之间的事，怎么也好说。”
宪仆听了这些话很生气地说：“我不同意。”
支书似乎忘记了自己此时是以调解者的身份坐在这里的，他还摆出了他当支书的架式来虎着脸对宪仆说：“那依着你怎么才算是行？”
看了支书的这副嘴脸，宪仆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想发作一番，可又一想跟他们这些人又是何必，便劝着自己让自己和情绪尽快平静下来，才慢条斯理地说：“首先我要声明一点：我这是在要回属于我的房子，而不是在出卖我的房子，任何人也没有权力跟我在这里讨价还价。”
支书一看宪仆不慌不忙，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气派，便知这人已是今非昔比了，于是也跟着收敛了一下自己的威风，语气缓和地对宪仆说：“知道。这不是给你们做调解吗？我们哪个不知道回家躺着舒服，不图你们的吃不图你们的喝来这儿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们嘛。”
宪仆便接着支书的话说：“调解我没意见，或者说我欢迎。可是你们也要知道调解是要本着一个公平的原则的。”
支书又摆出以权压人的嘴脸来，十分恼怒地对宪仆说：“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做事不公平吗？”
然后支书又指着宪伦对宪仆说：“他，一个老革命，身体不好，身边现在又没有什么人，你还想让他一下子拿得出多少钱来啊！”
宪仆说：“他没钱我知道。其实我也没有钱，我全家现在统共算起来也就只有五百块钱。老二年龄也到结婚的时候了，还没有房，我出五百块钱给他卖几间房吧，别说五间了，就是三间，你们在座的各位谁肯卖给我一套啊？”
那几个人便哼了一声都低下了头。
支书说：“你这叫什么话？你这是强词夺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
宪仆再也忍不住了，他站起来打断支书的话，说：“我这是在向杨宪伦要房子，也是在继承我父母留给我的遗产，我并不是穷得没钱花了非要把我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卖了换钱花，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在这里为房子的事跟我讨价还价。
当然我也知道你们是来调解的，我也很感谢你们，可是别忘了，这次调解是法院的同志委托你们的，而不是我杨宪仆求着你们做的。
以前，是四人帮时候，我倒是来求过你们多少次，可你们谁理过我了？如今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也该有我这样人说话的时候了！”
宪仆说到这里已经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了，他只好停下来，等了一会又缓和了语气问：“你们还要不要继续给我们做调解了？不然我先走了。”
说着，宪仆就要站起来走人。支书接受了法院的委托，觉得完不成任务没法向法院的人交待，忙叫住宪仆，说有话可以好好说。
宪仆这才重新坐下，听他们三十二十的往上加钱，听到最后宪仆还是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别和小孩子玩过家家似的了，我不同意卖了，就算出到二千块钱我也不同意把房子卖给别人了。就这样吧。”
说完，宪仆真的走了，留下那帮人坐在那里大眼瞪小眼，过了半天才各自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