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沫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个纸箱。
箱子里没有贵重物品。
只有一叠退回的信。
全是我小时候写的。
第一封字很歪。
爸爸妈妈，我今天学会写名字了。
第二封只有半页。
我不哭了，你们什么时候来？
后面的信越来越短。
到十二岁那年，只剩一句：
我不等了。
信封上都盖着退回章。
地址不存在。
苏沫蹲在纸箱旁，哭着解释：
“我们搬家以后没留下新地址。我不知道你写过这些。”
陈姨从旧楼里走出来。
“你知道。”
她拿出一本登记册。
“每年春节，我们都给你打电话。你说别再联系，孩子会影响你现在的家庭。”
苏沫的哭声停了。
我翻到登记册最后一页。
上面记录着她最后一次接电话的内容。
请机构自行处理。
以后不要再联系。
日期是我十二岁生日。
也是我写下“不等了”的那一天。
我把信放回箱子。
“这些不是我的东西。”
“那是一个孩子寄出去的期待。”
“收件人不要，她也早就不要了。”
我离开律所后，成立了一个未成年人权益工作室。
启动资金来自侵权案赔偿和我过去的积蓄。
叶柠问我，工作室叫什么。
我想了很久。
最后取名“应答”。
小时候，我打过很多通无人接听的电话。
后来才明白，求救最怕的不是声音太小。
是听见的人选择不回答。
工作室主要接三类案件。
被遗弃儿童的监护纠纷。
校园侵害。
未成年人隐私泄露。
陈姨退休后，成了工作室的第一名志愿者。
她负责对接福利机构，还把我小时候的入院档案带了过来。
“原件不能给你。”
“复印件可以留着。”
我没有接。
“放回档案室吧。”
“现在不需要它提醒我了。”
工作室接到的第一个求助，来自一名十三岁的女孩。
她的继父长期偷看她洗澡。
母亲知道后，让她别闹，说家庭经不起丑闻。
女孩报过一次警。
后来又在母亲的逼迫下改口。
她坐在我办公室里，问得很小声：
“如果我继续告他，我妈妈会不会不要我？”
“可能会生气，也可能继续逼你撤案。”
她低下头。
“那我该怎么办？”
“先保证你的安全。”
我把临时安置申请推到她面前。
“至于她要不要做一个合格的母亲，是她的选择。不是你的错。”
女孩哭了很久。
陈姨坐在旁边陪着，没有催她。
那天晚上，我们协助警方固定证据，又为她申请紧急保护。
忙完已经过了十二点。
办公室里只剩我和陈姨。
她问：“还想他们吗？”
我知道她说的是谁。
“偶尔。”
“恨呢？”
“也有。”
我没有假装放下。
有些事不会因为坏人受到惩罚，就从记忆里消失。
六岁的我仍然在福利院门口等过。
十二岁的我也确实写过最后一封信。
那些日子都是我的。
不需要否认。
半年后，“应答”与三家学校、两所福利机构建立了固定合作。
叶柠也成了志愿者。
她不参与案件询问，只负责整理普法资料。
她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段话，放在每本手册的第一页：
“拒绝不需要理由。伤害也不会因为施害者年轻，就变得可以原谅。”
江嘉乐的信又寄来一封。
他说在监狱里看到了“应答”的新闻。
这次，他在信封上写了姐姐。
我没有回信。
可我也没有退回。
苏沫后来再没来找我。
江驰的公司清算后，两人搬离了这座城市。
他们有没有后悔，我不知道。
也不重要。
工作室成立一周年那天，接到一个孩子的电话。
“姐姐，我不敢回家。”
电话那头很吵。
我问清地址，带着社工和民警赶过去。
孩子躲在便利店仓库里，校服袖子遮着伤。
看见我们，她不敢出来。
“是我不听话，他们才打我。”
我蹲在门口。
“先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
“我会被送走吗？”
“你不会一个人。”
她犹豫很久，把手递给我。
我牵着她走出仓库。
很多年前，也有人这样牵过我。
父母没有回来。
可福利院的老师来了。
警察来了。
后来，我也长大了。
亲情不该成为罪恶的遮羞布。
年龄也不是伤害别人的通行证。
那些无人回应的求救，总要有人听见。
现在，我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