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是地下街有史以来最安静的一个夏天。
日光灯管还是那排日光灯管，有几根坏了的终于换了新的，不再闪了，但新灯管的色温和旧的不一样，冷白里偏青，照在走廊的水泥地面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霜。
老王店里的音箱音量调低了一半，陈奕迅的《十年》终于被换掉了，换成了一盘新买的盗版合辑，第一首是朴树的《那些花儿》，第二首是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翻来覆去地放，放到后来连老王自己都忘了歌词是什么。
但地下街的安静不是因为日光灯管换了，也不是因为老王的音箱调低了音量。
是因为金吉那辆改装摩托车的引擎声消失了。
那辆红黑色的、排气管换了粗管的、发动起来整条走廊都在震的摩托车，自从那天傍晚金吉把它从派出所门口骑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发动过。
它停在地下街入口旁边那个老位置上，轮胎底下压着一层从入口吹进来的梧桐叶。
先是嫩绿的春天的叶子，然后是深绿的夏天的叶子，最后是一片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枯黄的叶子。
没人去扫，也没人去碰。
金吉不进车间了，也不去修车铺了。
职校那边请了假——他哥帮他请的，说家里有事。
金吉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窗帘拉着，门关着，偶尔出来上厕所，偶尔去厨房倒一杯水，偶尔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坐在床沿上盯着手里那只歪歪扭扭的“金”字头盔发呆。
金吉爸金妈从深圳赶回来了，金吉妈一进门就看到卷帘门紧闭、儿子房间的门关着、门口放着一盒没动过的盒饭，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她端着刚炖好的排骨汤去敲门，敲了很久里面才应了一声——“放着吧。”隔着门板传出来的声音又闷又哑，金吉妈端着那碗排骨汤的手微微发抖。
陶叶每天去收饭盒的时候会远远看一眼那辆停在入口旁的摩托车。
黑色的头盔还挂在车把上，“金”字被风吹日晒得又淡了一点。
金吉以前每隔几个月就会拿白漆重新描一遍那个字，现在已经好几个月没描过了。
她站在摩托车旁边，伸手把头盔上的落叶一片一片摘掉。
梧桐叶子已经脆了，一捏就碎，褐色的碎片从她指缝间簌簌地掉下来。
她低头看着自己身上那件最普通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衣柜里那三条洛丽塔裙子——粉色那条是美琳姐做的，浅蓝那条是叶翼柯送的，鹅黄碎花那条是金吉买的。
三条裙子并排挂着，挂了一整个夏天，她一次都没穿过。
每天早上打开衣柜拿T恤的时候会看到它们，然后把柜门关上。
她不再去天台了。
也不再接叶翼柯的电话。
叶翼柯打过很多次，她每次看到屏幕上那串没存名字但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号码亮起来，都只是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放在柜台上，等它震完了，再把手机翻回来。
短信也来了一些，她没回。
不是不想回，是她不知道该用什么身份回。
金吉他哥找过她一次，他在服装店门口站了很久才走进来，没有骂她，没有指责她，只是坐在柜台旁边的塑料凳上，两只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磨得鞋底都快平了的皮鞋。
他比金吉大，戴着眼镜，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手臂上沾着粉笔灰——他在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做助教，晚上还要去图书馆打工。
他跟陶叶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金吉，因为他在金吉最需要榜样的时候不在他身边，只能在电话里骂他不上进。
但金吉不上进不是因为懒，是因为金吉从来不觉得未来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东西，直到陶叶点头说“好”的那天晚上，金吉给他打电话说“哥，我有女朋友了”，语气里的高兴比小时候收到第一辆玩具摩托车还多。
现在那些期待都没有了。
“我不是来怪你的，”金吉他哥说，声音很轻，和他骂金吉时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语调完全不同，“我就是想问问你，金吉他——他以后怎么办。”他没有等陶叶回答，因为他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他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那小子从来没哭过。我骂了他十几年他都没哭过。”
而叶翼柯是在这年夏天被送进医院的。
不是他主动去的——他在公寓里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只喝水，躺在沙发上，反复地看手机里那张从照片上剪下来的陶叶的侧脸。
她闭着眼睛，睫毛低垂，枕着他的枕头。
这张照片是他唯一没有删掉的——他把原版照片给金吉看了以后，在回来的出租车上把所有的照片都删了，唯独留了这张。
他把陶叶的侧脸设成了手机壁纸。他妈妈来看他的时候，他用抱枕挡住茶几上那张没藏好的白色纸片，但她已经看到了。
她看到的不只是那张纸片，还有他瘦得只剩骨头的脸，还有他眼神里那种比冬天更灰的东西。
她当场打了个电话给她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丈夫是医院的内科主任。当天晚上，一辆救护车停在了老居民楼下。
洗胃的过程叶翼柯不记得太多。
他只记得冰冷的橡胶管从喉咙里插进去的感觉，记得自己条件反射地干呕，记得护士按着他的肩膀说“别动别动”，记得天花板上日光灯管和地下街的嗡嗡声一样刺耳。
然后就是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床单，消毒水的气味，和他十几岁被摩托车撞伤膝盖那次住院闻到的气味一模一样。
他妈妈坐在病床边，脸上的妆全哭花了。
她握着他的手，那只手以前弹吉他的时候手指修长有力，现在只能无力地搭在白色被子上，手背上的青色血管清晰得像一张褪色的地图。
“翼柯，”她说，声音在发抖，但努力让自己听起来很平静，“妈妈带你去别的地方好不好？去日本，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去日本吗？去看医生，去换个环境——妈妈求你了。”
叶翼柯转过头来看她。
她的眼眶红红的，法令纹比同龄人深得多，但依然是个漂亮的女人。
她的手很小，握着他的手的时候用力到指甲都泛了白，好像怕一松手他就会消失。
他想起小时候她也是这样坐在他床边——他发烧的时候，他被摩托车撞伤膝盖缝了三针的时候，他刚从派出所被放出来她来接他的时候。
她总是在他受伤的时候出现，但她从来不知道怎么阻止他受伤。他自己也不知道。
“妈，”他说，声音还是很轻，但比前几天有力气了一点，至少能说完整的一句话了，“我没事。”
他没有答应她去日本。
他也没有说不去。
他只是转过头继续看着天花板，手指在她手心里轻轻动了一下，像是想握回去但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资格握。
出院以后，叶翼柯没有回地下街。
他妈妈把他接回了美容院楼上的那套两居室，每天盯着他吃饭吃药。
他慢慢能吃东西了，先是粥，然后是面条，然后是米饭。
体重回来了一些，但还是很瘦。
他在地下室里弹断了的那把吉他被他的鼓手修好了，重新上了弦送到他公寓门口。
他打开门看到那个黑色的吉他盒靠在走廊墙壁上，上面贴了一张便签——“鼓手留：叶哥，等你回来排练。”他把吉他盒拎进房间，放在角落里。
没有打开。
他开始给陶叶寄明信片。
不是信，是明信片。
每一张都是日本原宿的街景——五颜六色的店铺招牌，穿着洛丽塔的女孩走在阳光下的竹下通，表参道两旁的榉树和玻璃橱窗。
他以前在陶叶房间的墙上看到过这些图片，那是美琳姐从日本寄来的杂志上剪下来的，被她贴在床头，边角都贴皱了。
他买明信片的地方是城东一家专门卖进口文具和明信片的小店，他在康复期间每天下午会出门走一段路——医生说他需要适当的运动——然后就走到了那家店门口，挑一张原宿街景的明信片，付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