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盛衰
神庙冲龄践祚，睿哲夙成，慈圣内训甚肃。辅臣张居正擅而才，以法制天下，朝令夕行，尤留心边事，初与高拱合策抚俺答，宣大以西称宁土矣。用大帅戚继光为蓟镇，谭纶为督抚，一切用舍兴建，唯继光言是从。继光建城堡墩台相度皆精绝，烽火精明，又素调练浙兵杂边兵，车马步亦杂用，外国闻而畏之，不敢窥边者三十余年。用大帅李成梁于辽左，敢战深入。当是时九边晏如，郡吏畏法，庶几黄龙地节间，居正骄而悍，好自尊大，又以巍第私其子，身没怨丛，卒祸其家。继辅攻者多避怨，鲜任事，上既壮，益明习庶事，不复委柄于下，操切之后，继以宽大，人皆乐之。府库充实，赋敛不苛。士大夫以气节相矜诩，虽无姚宋之辅，亦无愧开元间也。自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希，迨国本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竟满公车。上益厌恶之。斥逐相继，持论者益坚。上以为威摄之，不若冥置之，批答日寡，后遂绝不视朝。竟疏十九留中矣。郊祀不躬，经筵久辍，推升者不下，被纠者不处。上之一切鄙夷也，以大臣无足仗也。所用益寡，一人掺数柄，益得以持权矣。以言路无可采也，置之。然竟一上，不待上旨处分，而被纠者即去。台省益恣行矣。庸相方从哲，独居政府，若喜其无能也，而安之。然辅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于是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称当关虎豹，放废天下贤才殆尽。凡中外之得选为台省，皆阁不下。旧台省益复以笼致后进，必入其党。当时所喧持者，惟禁道学一事，而边防吏治，俱置不理，贿赂日张，风俗大坏。辽东之难，一发而将驽兵骄，无可支吾。赋加民贫，流寇乘之。土崩瓦解，祸发于天启、崇祯之代，而所从来久矣。至群臣背公营私，日甚一日，流寇之患愈迫，朋党之攻愈苛，虽持论各有短长，不抵世所谓小人者，皆真小人，而所谓君子者，则未必真君子也。民益贫而吏益寡，风俗日坏，将士不知杀敌，惟知害民。文官不知职业，惟习夤缘。虽以烈皇帝之忧勤，而不能挽回万一。呜呼！一日二日万几，而可以高卧治乎？高皇帝一日两视朝，未明而兴，夜分而寐，非好劳也。文之日昃不食，良不容已，舜称无为，特言其政治云尔。岂以不事事为无为哉？乃谓万历以宽弛得承平，崇祯以操切致祸乱，抑何悖也！门户大略
自三代而下，代有朋党。汉之党人，皆君子也；唐之党人，小人为多，然多能者；宋之党人，君子为多。然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终始，迄于败亡者。以聪明正直之士，世道攸赖，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倾轧，而国事不暇顾矣。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盛，后出者愈不如前。祸延宗社，固其所也。国朝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名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与政府每相持，附一贯者多言路，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趋之，此东林之党所由始也。国本论起，一时名流，俱以伦序有定，早建为请。此亦一定之理，言者无可居功，听者亦无可指为罪也。而上以为有意拥立，乃冀他年富贵，故不乐群臣上请，即不请上亦不行也。假使旋请旋得，不独上无骨肉之猜，并下无气节之目矣。乃初请不许，再请严黜，后遂廷杖累累，务仇贤者，而痛惩之，即上慈爱无他意，而欲静议论。议论愈烦，于是政府诸臣，惟山阴王家屏、归德沈鲤与言者合力请，不允，即忤旨放归，余自一贯以及申时行、王锡爵辈，皆以调护为名，未尝不婉转力请于上，而心亦以言者为多事。上以为激目舌，政府亦激以目舌目之。然请者逆耳，调停者言甘，遂目言者为党人矣。时行性宽平，所黜必旋加拔用，而一贯颇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东林君子之名满天下，尊其言为清论，虽朝端亦每以其是非为低昂。交日益多，而求进者愈杂。始而领袖者皆君子也，继而好名者，躁进者，咸附之。于是淮抚之论起矣，淮抚为李三才，家居三辅，年少早贵，所至有赫赫声，但负才而守不洁，及为淮抚垂涎大拜，多结游客，日誉于宪成左右。宪成因而悦之，亦为游扬。纠三才者，即以为东林，玷三才挟纵横之术，与言者为难，公论益诎之。而东林亦受累不小。未几妖书之狱起，而清流有累卵之危。挺击之案起，而两党益相水火。妖书者，所谓续忧危竑议也。不知出自谁手，大抵言夺长之事虽难，然当世豪杰，如沈四明某某辈辅成之，言若出于清流之口，将以倾四明辈者，或云此奸人造为之以陷郭正域者。郭时有清流领袖之目，政府所最忌也。时上震怒甚，罗织甚严，搜正域寅，并侦其左右危迫之至，卒无迹，遂归狱于皦生光而终不得其实也。梃击者，张羌持梃以闯青宫，据称欲愬二珰于上。珰乃郑贵妃所遣建野寺者，巡视御史刘廷元报疏云：观其状一似风癫，窥其情大为叵测，于是刘光复辈，皆主风癫之说，而刑部主事王之采入狱中，钩得其言，以为主使出自郑戚，举朝喧然，以为国戚殆有专诸之事。贵妃亦危惧，诉于上。上命自白之东宫。贵妃见东宫辩之甚力，东宫遂奏恳上出见群臣，为之昭白。上与东宫俱谆谆剖明之，遂以二珰及张羌成狱，余置不问。当张差事起，中外不能无疑，因事发于贵妃之珰，而又直闯东宫，若巧合之。之采疏称羌言甚凿凿，或差恨二珰已甚，故以主使梃击诬之，亦不可知。而廷元辈恨之采特甚。之采素守亦不洁，廷元与韩浚辈遂于计典重处之。盖东宫侍卫萧条，至外人阑入，渐不可长，诸臣危言之，使东宫免意外之虞，国戚怀惕若之虑，亦断断不可少。顾事连宫禁，势难结案，则田叔烧梁狱词亦调停不得已之术也。二说者亦互相济，乃必斥遂执法者而后已。是何心欤！当是时，两党业不并立，辛亥之京察，孙丕扬主之，曹于汴、汤兆京佐之，而所处汤宾尹、王绍徽辈，则攻东林者也。绍徽有清望，而宾尹负才名，故秦聚奎直纠其不平。有丁巳之京察。郑继之主之，徐绍吉、韩浚佐之，而所处皆东林也。世之所谓清流者，一网尽矣。是时叶向高去而方从哲独相，庸庸无所主持。上于奏疏俱留中，无所处分，惟言路一纠，则其人自罢去，不从旨也。台省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为亓诗教、韩浚辈，楚为官应震、吴亮嗣，浙为刘廷元、姚宗文辈，其势张甚。汤宾尹辈阴为之主。于是有宣党、昆党种种别名。宣谓宾尹，昆谓顾天峻也。天峻、高亢自得，而宾尹氵污无行。庚戌之榜，如韩敬、钱谦益、王象春、邹之邻，皆负才名，急富贵而相妒轧。之麟附予韩，求铨部不得，遂反攻之。于是，之麟、谦益皆为时贵所抑，礼部主事夏嘉遇初亦为时贵所推重，而与之麟交，亦被抑，而辽东四路失事之报至。赵兴邦时为兵垣，仍入礼闱，之麟、嘉遇，遂纠之，并及诗教。言路合疏纠嘉遇，兴邦遽升京卿，其势益张，而公论益愤矣。御史詹世济，助夏攻赵，而元赵之焰渐衰。神祖殂落，光庙首召叶向高，而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俱以召门名流为首务，自邹元标、赵南星、曹于汴之属，皆为铨宪大臣，即附丽东林，亦无不由田间为显官，齐、楚、浙前此用事之人，俱放黜。一时以为元佑之隆。然附丽之徒，惟营躁进，京卿添注累累，已不满人意，而南星为冢宰时，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皆为宪臣，魏大中为吏垣长，邹维连、夏嘉遇、程国祥俱为吏部司官，咸清激，操论不无小苛，人益侧目。大珰魏忠贤阴持国柄，初亦雅意诸贤而诸贤以其倾仄，弥恨恶之。周宗建、侯震旸等相继纠弹，并及客氏。客氏者，熹庙之乳母，而与忠贤私为夫妇者也。上于庶务皆委不问，宫中惟忠贤、客氏为政。向高故欲调停，而诸贤必欲斥逐为快。杨涟二十四大罪之疏上，遂为不共之仇。向高亟去而事大变矣。初，廷杖工部主事万燝，以威怵廷臣，后遂因嘉遇、大中与御史陈九畴相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