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我调任高危产科中心。
新办公室不大，窗户却正对着医院后花园。
春天一到，树枝上全是新叶。
网上偶尔还会有人提起那场案子。
有人把我称作最惨产科医生。
也有人问我，今后会不会领养孩子。
我从不回答。
是否成为母亲，不该再由任何人替我决定。
周叙寄来过很多信。
第一封写了十八页，全是解释。
第二封开始道歉。
第三封说他在梦里见到了我失去的孩子。
后来的信越来越短。
最后一封只有一句：
【晚晴，如果当年我没有做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已经会叫爸爸了？】
我把信交给沈砚。
“以后不用再送来了。”
“不留一封？”
“不留。”
梁知意生下了一个女孩。
孩子被她的亲属照顾，没有交到我手里。
她曾通过律师问我，是否愿意去看一眼。
我拒绝了。
孩子无辜。
可无辜并不意味着，必须由另一个受害者承担责任。
周五晚上，我做完最后一台手术。
产妇情况危急，孩子出生后很久没有哭声。
抢救成功的那一刻，一声微弱的啼哭终于响起。
年轻的住院医松了口气。
“许主任，我刚才手都在抖。”
我摘下手套：“会抖说明你知道害怕，知道害怕才会谨慎。”
“您第一次接生也会怕吗？”
“会。”
“那您后来怎么不怕了？”
我看着保温台上的孩子。
“不是不怕，是知道该怕什么。”
家属在产房外等了很久。
听见母女平安，孩子父亲靠着墙哭得站不住。
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没有停留。
电梯下到一楼时，外面刚下过雨。
沈砚站在屋檐下，手里提着两杯咖啡。
“打了三次电话，你都没接。”
“在手术。”
他递来一杯：“新房的钥匙办好了。离医院步行十分钟，厨房也按你说的改过。”
“谢谢。”
“明天搬家？”
“上午还有门诊，下午吧。”
我们沿着湿漉漉的人行道往前走。
路边有一家母婴店，橱窗里挂着和那双婴儿袜相似的小衣服。
我看了一眼，没有停。
经过垃圾桶时，我从包里取出那根褪色的红绳。
这东西被警方作为证物退还给我以后，一直压在包底。
沈砚问：“不留着了？”
“不了。”
我松开手。
红绳落进垃圾桶，没有声音。
手机恰好响起。
是产房护士发来的照片。
刚才出生的小女孩已经睁开眼，脸颊红红的，手指握着母亲的小拇指。
下面附着一句话。
【许主任，家属说想给孩子取名叫新晴，问您好不好听。】
我看了一会，回复：
【很好听。】
街角的小店亮起暖黄的灯。
咖啡还有些烫。
我捧在掌心，继续往前走。
身后是医院产房明亮的窗户。
一声又一声啼哭穿过夜色。
那些孩子都有自己的母亲。
而我也终于只是我自己。
（全文完）